政治

澳學者：中國併吞後台灣數萬人將遭監禁 數百萬人遭整肅

儘管中國與台灣部分人士主張兩岸「統一」（unification），但國際上有識之士認為那其實是「併吞」（annexation）。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的中國問題專家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與白明（Jude Blanchette）稍早以〈併吞後：中國如何治理台灣〉為題，分析一旦台灣落入中國統治的結局。

兩位學者的主要發現：面對台灣民主的鞏固，習近平提高了北京「統一」的條件，要求台灣完全融入中國的威權政治體系。習近平的計畫一旦落實，可能導致數百萬台灣民眾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數萬人被監禁，除非他們放棄對台灣自治的支持，並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愛國者。儘管如此，許多中國學者私下仍隱隱感到不安，認為習近平治理台灣的整體模式——「一國兩制」——已不再適用。

兩位學者指出，北京對台灣的思維已從和平妥協轉向全面控制。隨著台灣認同和民主制度的日益穩固，習近平提出的「統一」條件也日趨強硬，不再提供真正的自治，而是要求全面政治整合。馬利德與白明借鑒中國學術和政策文獻，發現中國學者對台灣的征服採取分階段的方式：首先是迅速開展安全鎮壓，清除政治反對派；其次是進行比香港更為徹底的制度重組；最後是長達數十年的心理改造，使台灣民眾認同中共的中國。數百萬台灣民眾將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許多現任政治領袖將被監禁。

馬利德與白明指出，中國關於一體化的思維本身就存在著許多未解的矛盾。缺乏可信保障的自治無法建立信任；強制手段可以帶來穩定，但無法獲得正當性；經濟整合無法取代民眾的同意。北京深知其將面臨的挑戰之艱鉅——違背自身意願治理一個鞏固的民主政體——但卻在意識形態上受到制約，難以解決這一難題。

馬利德與白明指出，正如早期對烏克蘭戰爭的討論一樣，雖然對戰場結果的狹隘關注對於理解軍事和更廣泛的戰略動態是必要的，但它掩蓋了戰後佔領這一可能更為棘手、最終也更具決定性的問題。 即使中國付出巨大代價取得軍事勝利，也無法解決中國共產黨所定義的台灣問題。相反，這將開啟一個漫長而充滿不確定性的階段，其特徵是治理和行政方面的嚴峻挑戰、潛在的合法性缺失，以及戰勝的外部勢力與抵抗的社會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歷史表明，佔領、管理和政治改造一個複雜的民主社會往往比軍事上擊敗它更加困難。 換言之，統一的成敗不僅取決於台灣空域或週邊水域的局勢，也取決於控制權移交後的政治秩序。

台灣面臨的挑戰與北京在香港、新疆、西藏或其他邊緣地區所面臨的挑戰截然不同。台灣是一個高收入的自由民主政體，擁有強大的政治認同感、完善的公民機構、獨立的法律文化、活躍的自由媒體，並且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高科技和資訊網絡。以武力治理這樣一個社會，將為中國政府帶來巨大且持久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代價，進而影響北京自身的國內政治、國際地位以及未來數十年的全球經濟穩定。中國面臨的挑戰無異於徹底改變一個將中共視為敵對實體的社會和人民的結構和認同。

根據近期大陸委員會的一項民意調查（該調查是台灣權威的追蹤調查），約有7%的成年人——相當於約130萬人——支持立即宣布獨立。在北京的統治下，任何堅持這一立場的人都將面臨牢獄之災。數十萬人可能被剝奪投票權。這些人很可能被排除在各級政府的公務員隊伍之外。

如果以黨派認同為衡量標準，政治自由將直接受到威脅的人數甚至更高。大約三分之一的台灣選民自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而中共認為民進黨即便不是反北京情緒的推動者，也是其滋生的溫床。這相當於約650萬人。官僚機構、律師、記者、公民社會運動家，甚至商界領袖，都將不得不向中共表明忠誠，否則將面臨失業或牢獄之災。

馬利德與白明指出，為了消除人們對北京是否熱衷於如此大規模鎮壓的疑慮，我們不妨看看近在眼前的例子。自2017年起，在習近平主席的指示下，新疆當局將多達一百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中亞少數民族成員關押在監獄和拘留營中，對他們進行「旨在將他們轉變為世俗的、愛國的黨的支持者」的思想灌輸。 該地區被置於全面監控之下，兒童被強行與家人分離，送往特殊的寄宿學校。鑑於台灣根深蒂固的觀念、價值觀和規範，北京幾乎肯定會將其視為對其接管計劃構成生存威脅的因素，因此台灣的政治清洗規模可能會更大。

馬利德與白明指出，中國大陸文獻中所設想的統一後治理並非輕描淡寫。這需要常駐安全力量、廣泛的監控、持續的政治審查、制度監督以及積極的身份管理。這些措施需要數十年的資源、協調和官僚能力。它們也需要中央政府持續的政治關注。就台灣而言，這引發了長期停滯而非融合的可能性。

馬利德與白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統一後對台灣的思考中存在幾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首先，在缺乏可信保障的情況下，自治能否產生足夠的服從，進而減少對脅迫和恐怖手段的依賴？

其次，透過控制實現的穩定能否最終演變成正當性，還是長期的脅迫反而會加劇疏離感？ 「穩定之後必然產生合法性」的假設在西藏、新疆甚至香港都未得到體現。

第三，經濟整合能否抵銷資本外逃和人才流失的風險？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否在不削弱整體治理能力的前提下，承擔起治理台灣的行政和政治重擔？

綜上所述，這些問題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統一」後治理的規劃雖然在診斷挑戰方面頗具魄力，但卻缺乏應對挑戰的解決方案。這些矛盾並非偶然；這反映了統治民主社會與建立威權政治秩序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北京日益認識到自身將面臨的挑戰的規模和複雜性，但仍受制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限制，這限制了其解決核心矛盾的能力。自治固然必要，卻不可信賴；控制固然有效，卻具有腐蝕性；穩定可以實現，但合法性卻難以企及。任何成功都將付出高昂代價，充滿爭議，長期來看充滿不確定性。最糟糕的情況是，社會和政治秩序可能會徹底崩潰。

從這個意義上講，北京面臨的最大難題並非如何佔領台灣，而是如何治理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否在控制需求與正當性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仍是其對台策略中尚未解答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