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來說，在芝加哥或倫敦製造的大型地球儀上，這座島嶼不過是龐大、塗成藍色的中國大陸沿海一粒微小的紅點，標註著神秘的縮寫：Formosa (S.A.)（福爾摩沙／南非直轄領）。這是一場領土意外，是大英帝國在戰後撤退時從帳冊上掉落的一片乾枯落葉。英國人在 1920 年代從搖搖欲墜的日本帝國手中接管了這裡，將其作為戰略補給煤站；然而到了 1948 年，面對空空如也的國庫以及向楊·史密斯（Jan Smuts）陸軍元帥政府借下的大筆戰時黃金貸款，倫敦方面默默地將這塊「福爾摩沙特許領地」的託管與行政權移交給了比勒陀利亞。

國民黨（National Party）剛在非洲大陸險勝掌權，起初對這塊新領地感到相當困惑。但他們很快意識到，這座六千英里之外、居住著三百萬講閩南語和客家話的華人、少數日本遺民以及數千名原住民山地部落的島嶼，是某種商業實驗的絕佳試驗場。這裡雖然沒有金礦，卻有蔗糖、樟腦、煤炭，以及一群以冷靜、絕望般的高效率工作的人口。

而且由於全島只有一萬名白人——大多是文官、來自奧蘭治自由邦的警察、南非廣播公司（SABC）的工程師以及英美資源集團（Anglo American）的代表——非洲大陸上那套沉重、全套的種族隔離法律從未在這裡真正扎根。淡水（Tamsui）的海灘或臺北的路面電車上看不到「白人專用」（Slegs Blankes）的告示牌；因為即便掛上了，白人的數量也根本坐不滿那些空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沉靜而溫和的家長式默契：白人住在大屯山麓柏格弗利特（Bergvliet）涼爽多霧的松林裡，在科格爾貝格俱樂部（Kogelberg Club）喝著琴托尼，掌管文官體系；而「華人」（Sjinese）則經營商店、船運公司和學校——前提是他們低調做人、用蘭特繳稅，並且絕不談論海峽對岸的共產黨。

「你得再檢查一次你的證件，」母親說，聲音沉入那種全世界母親都會有的、有節奏的焦慮碎唸中。「那本綠色的護照。帶了嗎？」

吉迪恩伸手摸進胸前口袋，掏出了護照。那上面是南非共和國標準的綠色封面，但在頂端，用已開始剝落的金字印著：GEBIED FORMOSA / TERRITORY OF FORMOSA（福爾摩沙領地）。護照裡面，照片上是一個長相嚴肅、方臉、留著整齊分頭的黑髮男孩。第一頁上的章戳由臺北移民局蓋上紫色墨印，巨大而毫無轉圜餘地：

NIE-INWONER VAN DIE REPUBLIEK. DIE HOUER HET NIE DIE REG VAN PERMANENTE VERBLYF IN SUID-AFRIKA NIE.
（非共和國居民。持有人無南非共和國之永久居留權。）

這是他們人生中巨大的、未被說出口的諷刺。他們每天早朝都要唱《南非的呼喚》（Die Stem）；他們熟知從馬蘭到維爾容每一任國家總統的名字；他們看著延遲三天播出的 SABC 庫里盃（Currie Cup）橄欖球賽轉播；然而，如果吉迪恩在約翰尼斯堡的揚·史密斯機場下飛機，試圖走「南非護照」通道，他會立馬被擋回去。對比勒陀利亞而言，他是臣民，但不是公民。

「我帶了，媽，」他說著，把綠色護照放回口袋。「還有洛杉磯學校的信。」

「洛杉磯，」母親低語著這個名字，彷彿那是某種咒語。「新世界（Die nuwe wêreld）。」她望著外面的灰色細雨。「他們說那裡沒有布爾人（Boers）。沒有牧師（dominees）指點你該讀什麼書。沒有警察在馬蘭街（Malan Street）轉角查你的證件。」

「那只是一所學校，媽。」

「那是一所不講南非語（Afrikaans）的學校，」她說，那一刻，她的聲音裡流露出一絲奇特而微小的遺憾。儘管這門語言帶有殖民的沉重枷鎖，但它已然成為他們自己的語言——一種他們在自家廚房裡說著的、夾雜著閩南語親暱詞彙的溫暖生活日常。失去它，在某種奇妙的感覺上，就像失去了屬於他們自己的那個特定世界角隅。「你不能忘記你的語言，忠仔。要用正規的書面語（skryf-taal）寫信。還有，記住陳先生（Meneer Chen）教你的東西。」

吉迪恩點點頭。陳先生（Meneer Chen）是學校的國學大師，一位年邁枯槁的學者，1945 年作為大陸難民來到臺灣。他每週教男孩子們三小時的國語，但那既非北京簡化過的革命語言，亦非廣播裡的現代俗語。那是晚清宮廷那種沉重而華麗的半文半白——一種屬於帝國奏折、古典詩詞與官場書信的語言。

對南非教育部而言，這種古老、半文言的中文是一個完美的妥協：它太難、太古板，無法被用於共產主義滲透；它能讓在地人在一種安全、靜止的狀態下與其「文化傳統」保持聯繫；而且在總督每年的花園派對上吟誦時，聽起來極具尊嚴。

「夫行萬里路者，」吉迪恩喃喃自語，背誦著陳先生曾讓他們在藍色練習本上記抄五十遍的句子：「重在修身，不忘其本。」

母親笑了，眼角泛起了褶皺。「好，」她說。「去吧。約翰娜（Johanna）的父親會在外面開車等著。」

II. 山丘上的學校 (Die Skool op die Heuwel)

一輛黃色的豐田皇冠（Toyota Crown）計程車——後保險桿上貼著一張褪色的小小橙白藍國旗貼紙——緩緩停在臺北老商業區的「自由堡咖啡館」（Die Vryburg Koffiehuis）門前。

咖啡館位於史密斯街（Smutsstraat）與松山町的交叉口，這條街集成了這座城市建築風格的混亂。一樓是日式騎樓店家，有深邃的飛簷為行人遮雨；但二樓以上則是在 1950 年代重建的，使用了南非公共工程署那種沉重、灰暗的混凝土板建築風格，還配有狹窄的垂直窗戶，旨在擋住那實際上從未在此照耀過的高原烈日。

吉迪恩把皮革行李箱拖出後車廂，用福爾摩沙蘭特（Formosan Rand）付給司機車資——那是比勒陀利亞政府印刷局印製的紙幣，一面印著大凱河（Great Kei River），另一面則是抽象化的臺灣黑熊。

咖啡館裡，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菊苣與炒大蒜氣味。櫃檯後方的架子上擺著一台大型棕色外殼的 SABC 無線電發射接收機，此時正播放著來自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不，現在叫哈拉雷（Harare）了，吉迪恩提醒自己；世界變化得太快了——微弱帶有雜音的中午短波新聞，偶爾被一陣南非民謠歌曲中斷。

「吉迪恩！」

陳約翰娜（Johanna Tan）坐在角落的卡座裡，學校西裝外套已經掛在椅背上。她的家族是閩南與日本混血；她的祖父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曾是總督府的測量師，她的臉龐帶有市公所那些老舊日本肖像畫所擁有的那種凌厲而端正的對稱美。她的校服乾乾淨淨，白襪子按照「揚·範里貝克」手冊的規定，精確地提到了膝蓋下方三英吋處。

「你遲到了，」她說，但語氣裡並無怒意。她手裡端著一杯冰檸檬茶，用一把長鐵匙攪動著。「扎卡里亞斯（Zacharias）九點就到了。他已經吃了三盤米飯。」

柯扎卡里亞斯（Zacharias Ko）是一個高大骨感、家裡在草山（Grasberg）山坡上擁有梯田茶園的客家男孩，在桌子對面咧嘴一笑。他的西裝外套皺巴巴的，而且他早已鬆開了藏青色與橙色相間的斜條紋校服領帶。

「山路被堵住了，」扎卡里亞斯說，聲音低沉粗啞。「莊園裡一台老皮卡（bakkies）在總督府大門附近的泥地裡折斷了車軸。格德伯伯（Oom Gerd）的安衛特警非常不爽，他們還以為是人民陣線（Volksfront）發起的封鎖線。」

「別說那麼大聲，」約翰娜瞅了一眼櫃檯，那裡有一位穿著髒圍裙的老閩南籍阿伯正往濾網裡倒開水。「你又不是不知道保安局（Special Branch）是什麼德行。他們連茶壺裡都安了耳朵。」

「切（Ach），保安局，」扎卡里亞斯嗤之以鼻，不過還是稍微壓低了聲音。「他們忙著監視港口呢，哪有空管我們。我爸說他們生怕有幾名非國大（ANC）的小子從波蘭貨輪上跳下來，跑去威廉王鎮發傳單。」

「現在是 1991 年了，扎克，」吉迪恩滑進他身旁的卡座。「戴克拉克已經解除了一切禁令。非國大現在是合法的了。連曼德拉都在開普敦街頭四處走動了。」

「是在開普敦，沒錯，」扎卡里亞斯向前傾了傾身子。「但可不是在這裡。格德伯伯還活在 1975 年呢。他以為如果給我們自由派的報紙，整座島就會像紅菜頭一樣變紅。我爸說總督大人已經六個月沒讀過比勒陀利亞發來的電報了，因為他怕電報會叫他收拾打包走人。」

這片領地的總督，格哈德斯·「格德」·普雷托里烏斯閣下（Dr. Gerhardus “Gerd” Pretorius），確實是個老古董。他曾是波塔（P.W. Botha）手下的社區發展部長，長著一張花崗岩般的面孔，以拿著計算尺和推土機大隊強行實施《集居區法案》（Group Areas Act）而聞名。當戴克拉克開始改革時，普雷托里烏斯被悄悄卻堅決地邊緣化，被派到了這個遙遠的太平洋領地，在這裡他對談判能造成的破壞最小。

在這裡，總督府——一座由日本人於 1915 年建造的宏偉巴洛克式石造建築——裡，普雷托里烏斯宛如一個被遺忘國度的國王般生活。他為少數仍留在臺北設館的外交領事舉辦晚宴；手持銀頭杖檢閱南非警察（South African Police）的微型駐軍；下午則花時間給國家總統寫長篇大論卻無人理睬的信件，警告「東亞地區即將面臨的中共擴張危機」。

「愛絲特（Esther）呢？」吉迪恩環顧了一下咖啡館問道。

「她跟她爸一起來，」約翰娜說，臉色微沉。「坐平治（Mercedes）來的。她爸不喜歡她搭計程車，說計程車司機個個都是逆流分子（stroom-op）——愛造反。」

愛絲特·黃（Esther Ng）是黃國明先生（Mr. Ng Kok-beng）的女兒，黃先生是華人諮議會（Sjinese Adviesraad）的主席。該諮議會由十二名年長、富有的大陸/在地華人商人組成，他們每月在總督府會面一次喝茶，在普雷托里烏斯博士解釋比勒陀利亞最新行政法令時禮貌地點頭。作為回報，諮議會成員被允許在沒有警察過多干涉的情況下，經營當地的壟斷產業——蔗糖、樟腦、本地航運線以及南非葡萄酒的進口。

對普通福爾摩沙人來說，諮議會被稱為「好好先生」（Ja-broers，即點頭蟲），但他們權勢滔天。他們能幫一個家庭拿到把孩子送往海外的許可證；他們能安排穿過揚·史密斯機場的過境簽證，而無需在沃威德大道（Verwoerd Boulevard）的內政處等上整整三個月。

「我爸說我們現在能出去算幸運了，」約翰娜輕聲說，手指描摹著杯沿。「他說到了明年，蘭特連印出來的紙都不值了。如果比勒陀利亞倒了……如果政府換人了……我們怎麼辦？」

這是懸在臺北每一個餐桌、臺南每一個茶館、威廉王鎮每一張教堂長椅上的問題。福爾摩沙是一塊未合併的領地。它沒有自己的憲法，沒有議會，沒有地方軍隊。它僅靠一根從比勒陀利亞聯合大廈（Union Buildings）跨越印度洋浩瀚藍色荒漠延伸至這座小島的細線懸掛著。如果這根線斷了——如果國民黨向黑人多數轉讓政權——南非的新政府會在乎太平洋上的三百萬華人嗎？他們會把這座島賣給北京來還債嗎？還是會乾脆抽身離開，讓這片領地被中國大陸那隻巨大、沉默的巨鯊吞噬？

「美國人會保護我們的，」扎卡里亞斯說，儘管他聽起來並不是特別有把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加州，不是嗎？去跟大老闆們交朋友。我爸說如果布爾人走了，我們需要在二十四小時內讓第七艦隊進駐基隆港（Keelung harbor）。」

「美國人根本不承認我們，」吉迪恩平靜地說。「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南非的殖民地。我爸去年想申請去三藩市的貿易簽證，他們告訴他，他的護照在『國際制裁下無效』。他不得不跑去香港找英國人，拿了一份特別旅行證件。」

「嗯，至少我們有學生簽證，」約翰娜說著，從手提包裡抽出一封白信封。「洛杉磯那家是私立學校。校長是愛絲特叔叔的朋友。他們才不在乎制裁，他們只在乎學費。」

咖啡館門上的鈴鐺叮噹響起，她抬起頭來。

愛絲特·黃走進咖啡館，身後跟著一位身穿深灰色絲綢西裝的高大優雅華人男子。黃國明先生看起來可不像個整天對著布爾政客阿諛奉承的人。他長著一張輪廓分明、帶著貴族氣息的臉，銀髮梳得絲毫不亂，手裡握著一把金頭拐杖，看起來跟總督本人的那把驚人地相似。

愛絲特很美，帶有一種冷漠而遙遠的氣質，讓揚·範里貝克高中的男孩們望而生畏。她在校服外穿了一件時髦的羊毛大衣，她的皮革書包來自開普敦的加里克百貨（Garricks）——那是她父親上次去南非本土商旅時送她的禮物。

「午安 / 早安（Goeiemiddag / Good morning），」黃先生說道，他的南非語正式、緩慢，帶有老派律師那種精準、清脆的口音。「看來你們都為這趟遠行做好準備了。吉迪恩，你父親可好？」

「他很好，黃先生（Meneer Ng），」吉迪恩站起身回答。「他今天在港口。」

「啊，對了。木材，」黃先生緩緩點頭。他用拐杖輕敲著地磚。「好生意。但時局艱難啊。運費一直在漲。開普敦航線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安全了。」

他以一種奇特而冰冷的眼神看著這三個年輕人——那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冷酷無情的精算。

「你們要去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黃先生說道。「在洛杉磯，他們不理解我們的歷史。他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法律，或者我們為什麼懸掛這面旗幟。他們看到你們的護照，會以為你們是……某種巨大邪惡的合夥人。」

咖啡館裡頓時一片死寂。櫃檯後面的廣播正播放著《莎莉·瑪蓮》（Sarie Marais）柔和的輕音樂演奏版。

「你們必須告訴他們，」黃先生繼續說道，聲音降低了一個八度，「福爾摩沙不是南非共和國。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存之道。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和平。我們在這裡生活了四十年，沒有發生約翰尼斯堡那種動亂。你們明白嗎？」

「明白，黃先生（Meneer Ng），」約翰娜說。

「很好，」黃先生說。他把手伸進大衣裡，掏出一個小皮夾。他抽出了四張全新、沉甸甸的一百美元紙鈔——那是美金，班傑明·法蘭克林的肖像在綠色墨印中凝視著外面。他在每個人面前放了一張。

「這是給你們過境準備的，」他說。「這年頭，揚·史密斯機場對我們這樣的人可不太友好。警察神經過敏。機場員工……毫無教養。如果遇到了麻煩，給他們看這個。這是全非洲每個人都能聽懂的語言。」

吉迪恩看著桌上那張百元大鈔。它散發著墨水和某種奇特、乾淨的紙張氣味，與那種油膩、髒兮兮的福爾摩沙蘭特紙幣完全不同。這感覺就像是未來。

「謝謝您，先生（Dankie, Meneer），」他說道。

III. 通往機場之路 (Die Pad na die Lughawe)
通往機場的道路是一條長長、蜿蜒的黑色柏油路，切開了臺北盆地綠油油、積水的稻田。

他們坐在黃先生的梅賽德斯-賓士 300SE（Mercedes-Benz 300SE）裡，那是一台安靜而沉重的機械，散發著昂貴皮革與冷氣的氣味。黃先生的司機吳伯（Oom Wu）坐在方向盤後，戴著白手套的雙手以一種輕鬆而專業的姿態握著方向盤。自英國統治時期起他就一直為黃家開車，領口上至今還佩戴著一枚小小的銀質徽章——那是 1946 年英國總領事頒發給他的。

窗外，景色是一片模糊的綠與灰。

每隔幾英里，路邊就會出現一座刷著白灰的警察哨所，懸掛著橙白藍三色旗（Oranje-Blanje-Blou）。國旗沉浸在季風雨中，像一條濕透的毛巾無精打采地垂掛在木杆上。在每個哨所下，一名南非警察（South African Police）的年輕警員——通常是在威廉王鎮（Koning Willemstad，即基隆）警察學校畢業的在地客家或閩南少年——站在小小的波浪鐵皮屋簷下，藍色制服已被濕氣浸透，用一種無聊而漠然的眼神注視著過往車流。

這裡沒有通行證法（pass laws）——不像德蘭士瓦（Transvaal）那樣嚴苛——但每個人身上都帶著身分證（Persoonskaart）。如果稻田裡的少年想去城裡的製糖廠找工作，他就必須蓋上在地官府衙門的印信。臺北的官員總是強調，這絕非種族隔離（apart-heid）；這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良好秩序」（goeie orde）。

「看，」扎卡里亞斯指著窗外說。

左側山丘的斜坡上，柏格弗利特（Bergvliet）的白牆豪宅拔地而起，穿透薄霧，宛如歐洲童話裡的城堡。這是那一萬名白人的聚居區——「歐洲人」特區。這些房屋採用開普荷蘭式（Cape Dutch）風格建造，帶有優雅彎曲的山牆、刷白的外牆和綠色的百葉窗，在大片巨型竹林和野芭蕉樹的背景襯托下，顯得無比荒謬。

那兒是科格爾貝格俱樂部（Kogelberg Club），長長碎石車道兩旁排列著高聳的藍桉樹（blue-gum）——那是 1950 年代特地從澳洲引進的，好讓行政官員們能找到一點家鄉的感覺。透過大門，吉迪恩可以看到紅土網球場，兩名身穿白色羊毛長褲的身影正雨天在灰色天空下打球，對這場大雨完全置之不理。

「我爸說他們已經在賣房子了，」扎卡里亞斯低聲說。「那些白人。他說臺北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的經理下個月要搬去伯斯（Perth）了。他要把整座書房的藏書全賣掉——整整三百本高地荷蘭語和南非語（Afrikaans）的大部頭書籍，只賣五十蘭特。」

「他們害怕了，」約翰娜說道。她正看著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他們覺得如果南非政府倒台，在地人會……報復。」

「報復什麼？」愛絲特問，聲音冷冰冰而尖銳。「我爸讓他們全都發了財。基隆的工廠又不是白人蓋的，是我們蓋的。他們只不過坐在俱樂部裡簽簽許可證罷了。如果他們走了，我們自己開銀行就是了。」

「我不擔心銀行，」吉迪恩說。「我擔心的是港口。如果南非海軍停止在海峽巡邏，還有什麼能擋得住大陸？」

沒有人回答。

對大陸的恐懼是一股沉靜而冰冷的暗流，在他們所做的一切背後湧動。自 1949 年北京升起紅旗以來，福爾摩沙領地一直受到一種奇特的、未成文默契的保護。英國人曾佔據這裡；隨後南非人接手了這裡。美國人雖然在官方層面上忽視這塊領地，但偶爾也會派一艘驅逐艦穿過海峽，提醒共產黨：福爾摩沙是一個西方陣營強國的「代管領地」。

然而現在，西方同盟正在崩解。南非成了一個被國際孤立的賤民國家（pariah state），被聯合國停權，面臨武器禁運與石油制裁。如果紅軍跨越這九十英里的海峽，會有任何人抬一抬手指，去拯救一個被全世界厭惡的政府所擁有的殖民地嗎？

梅賽德斯車速慢了下來，他們駛近了丹尼爾·弗朗索瓦·馬蘭總理機場（Daniel François Malan Lughawe）的大門。

這座機場是一座由混凝土與有色玻璃構成的低矮野獸派（Brutalist）建築，於 1974 年竣工，用以取代松山的老舊日本飛行場。它看起來就像約翰尼斯堡揚·史密斯機場的縮小版——同樣灰暗的牆面，同樣橙藍相間的指示牌，同樣充斥著航空燃料與濕柏油的氣味。

馬蘭總理（Dr. D.F. Malan）巨大而沉重的青銅雕像立在航站樓前的環島中央，他那件沉重、內閣大臣般的金屬大衣被永久凝固，手臂伸出，彷彿正為下方濕漉漉的計程車排隊處以及領地公路運輸公司（TRTC）藍白相間的巴士施加某種徒勞的祝福。

「我們到了，」吳伯（Oom Wu）輕聲說。他將車子穩穩停在出境層的混凝土雨棚下。

出境大廳是一個充斥著噪音、潮濕羊毛味以及地板蠟刺鼻化學氣味的龐大巨穴。

數百人聚集在報到櫃檯附近。他們大多是華人——穿著深色西裝的商人、穿著傳統藍衫且頭髮整齊盤成髮髻的老婦人，以及帶著哭鬧孩子的年輕家庭。他們聚集在這裡，是為了向極少數得以離開的人道別。

在福爾摩沙，「離開」是一件無比嚴肅的大事。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來自南非的消息日益黯淡，蘭特的匯率開始了漫長而令人作嘔的狂跌，只要負擔得起的人，都在想方設法尋找一條出路。他們去了加拿大、澳洲、美國——任何願意接受「福爾摩沙旅行證件」或蓋有領地章戳的南非綠皮護照的地方。

「吉迪恩！」

父親林仙興（Lin Sian-sing）正站在南非航空（SAA）報到櫃檯附近。他看起來比在家時更加瘦小，麻布夾克被雨水淋得潮濕，雙手交握在背後。他肩上掛著一個小小的 SAA 藍白相間隨身飛行包。

「爸，」吉迪恩走上前去。

父親沒有擁抱他——這不是他們的習慣——但他把一隻沉重、粗糙的手掌放在吉迪恩的肩膀上，手指深深按進校服毛衣的羊毛織紋裡。

「木材已經裝船了，」父親說。「船五點開航。我得去跟港務長說話。他要五十蘭特才肯蓋放行章。茶資（Smeer-geld，即賄賂金）。一年比一年貴。」

他看著長長的排隊人龍，那些人正在等待辦理 SA 287 航班前往約翰尼斯堡的報到手續。

「機票拿到了嗎？」

「拿到了，爸。」

「還有錢呢？黃先生給的美金？」

「帶好了，」吉迪恩壓低聲音說。「在腰帶裡。」

「很好，」父親說。他環顧著航站樓，目光掃過灰色混凝土牆面、橙藍相間的標示，以及顯示航班動態的大型木製螢幕。

SA 287 - JOHANNESBURG VIA MAURITIUS - 17:30

CI 012 - HONG KONG - 18:00

TG 601 - BANGKOK - 18:15

「我們建立了一個多麼奇特的國家啊，」父親說，聲音輕得吉迪恩必須湊過去才能在嘈雜的人聲中聽清。「我們辛苦工作。我們讓糖廠運轉。我們把松樹林變成紙張。而現在，我們就像水面上的浮萍飛鳥。當暴風雨來臨時，我們連個巢都沒有。」

「布爾人（Boers）不會就這麼走的，」吉迪恩試圖讓自己聽起來有信心。「格德伯伯（Oom Gerd）說他們簽了條約。」

「格德（Oom Gerd）是個老笨蛋，」父親眼裡閃過罕見的怒火。「他以為就憑他飯廳裡掛著保羅·克魯格（Paul Kruger）的肖像，地球就會停止轉動？比勒陀利亞的布爾人現在是在為他們自己的命掙扎。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他們從來就沒在乎過。」

他伸手摸進口袋，掏出一個小小的紅紙封套——一個紅包（hongbao）——上面印著象徵長壽與富貴的金字。

「你奶奶昨天去了萬華的廟裡，」父親說道，把紅包塞進吉迪恩的手心。「這是她從乩童和神桌上求來的。裡面有些媽祖香灰。放在你包裡。」

「爸，」吉迪恩緊張地環顧四周。揚·範里貝克高中的校牧范德威斯特休森牧師（Dominee van der Westhuizen）是個嚴格的喀爾文教派信徒，經常警告學生提防廟宇裡「異教徒的偶像崇拜」。如果被他看到這個，免不了又是一場關於《十誡·第二誡》（Tweede Gebod）長篇大論的訓誡。

「別管那牧師（dominee），」父親說，臉色沉了下來。「他又不會跟你去洛杉磯。自從兩百年前我們從福建過海以來，媽祖就一直保佑著我們家。她比荷蘭修道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靈驗多了。」

吉迪恩把紅包深深塞進口袋，就放在他的綠護照旁邊。

「吉迪恩！約翰娜！扎克！」

愛絲特的聲音在 SAA 櫃檯旁呼喚著他們。隊伍終於前進了。

櫃檯後面的地勤是一名年輕白人女性，她的金髮吹吹打打成一種硬邦邦、噴了大量髮膠的泡泡頭造型——這在比勒陀利亞很流行，但在臺北潮濕的悶熱中顯得格格不入。她的名牌上寫著：Mej. S. du Toit（杜托伊特小姐）。她看起來百無聊賴，長長的紅指甲敲擊著電腦終端機的鍵盤，發出金屬般的「嗒-嗒-嗒」聲。

「請出示護照（Passporte, asseblief），」她用一種平淡、帶有鼻音且毫無疑問來自西蘭德（West Rand）的腔調說道。

吉迪恩遞上了他的綠色護照和機票。

她翻開小綠本，眼神以一種近乎專業的漠然掃過內頁。她的手指在紫色墨印的領地章戳上停了下來。

「福爾摩沙，」她抬頭第一次看向他。「你是領地來的（Jy is van die Gebied?）？」

「是的，夫人（Ja, Mevrou），」吉迪恩用了學校教導的正式敬稱。

她看了看他的學校西裝外套，看了看他胸前那隻跳躍的跳羚，然後又看了看洛杉磯學校的入學許可信。

「你要去美國（Jy gaan Amerika toe?）？」

「是的，夫人（Ja, Mevrou）。去念書。」

她發出一聲短促而乾澀的嘆息，聲音裡夾雜著半是好笑、半是乏味。「好吧（Nou ja）。你們這些人算幸運的了。這裡現在全是麻煩。」

她用一聲沉重、令人心安的「砰」的一聲，在登機證上蓋上了章：TPE - MRU - JNB - JFK - LAX。

「你的行李直掛約翰尼斯堡（Jou bagasie is deurgeboek na Johannesburg toe），」她把護照遞還給他。「到了約堡，你必須直接去轉機櫃檯辦理飛往紐約的航班。千萬不要過邊檢通關。你沒有共和國的入境簽證（Jy het nie ’n visum vir die Republiek nie）。」

「我知道，夫人（Ek weet, Mevrou）。謝謝您（Dankie）。」

吉迪恩接過證件。他感到胃裡有一陣奇特而冰冷的絞痛。這本綠色的護照是他唯一的盾牌，但也是他的枷鎖。它允許他乘坐那架橙色尾翼的波音客機，卻也在向全世界警告，他是一個無主之地的無國籍之人——一個僅憑一個垂死政府的恩賜才得以存在的領地公民。

候機室是一個玻璃籠子，俯瞰著跑道上濕漉漉的柏油路。

透過滿是雨痕的窗戶，SAA 波音 747-200 的龐大身軀停在登機橋下方。那是「德拉肯斯山號」（Drakensberg），機隊中經典的遠程客機之一。飛機塗裝著南非航空（Suid-Afrikaanse Lugdiens）的傳統塗裝：潔白的機身，沿著窗戶拉出一條深藍色腰線，以及一道鮮艷、如火焰般耀眼的橙色尾翼，上面藍色圓圈內嵌著一隻金色的躍羚。

對吉迪恩來說，這架飛機就像一隻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巨大、沉睡的巨鳥。這是他們與自身法律、語言以及奇特脆弱和平的唯一實體紐帶。每週一次，這個龐然大物從約翰尼斯堡的高原拔地而起，飛越印度洋的浩瀚廣袤，在火山小島模里西斯降落加油，然後穿透福爾摩沙的雲層，降落在臺北。

而每週一次，它會帶走幾十個福爾摩沙人。

「開始登機了，」扎卡里亞斯說，聲音微微發顫。他貼近玻璃站著，眼睛緊盯著飛機。

登機廣播首先用南非語（Afrikaans）朗讀，字正腔圓，帶有 SABC 播音員那種乾練、官方的精準，隨後是英語。完全沒有國語廣播。

"Dames en here, vanweë die vertraging in die aankoms van die inkomende vlug, sal Suid-Afrikaanse Lugdiens-vlug SA 287 na Johannesburg nou gereed wees vir instap..."

（女士們先生們，由於來程航班延誤，南非航空 SA 287 前往約翰尼斯堡的航班現在準備登機……）

四個年輕人站起身來，收拾好隨身行李。

吉迪恩透過候機室的玻璃門回望公共大廳。他的父親依然站在那裡，是人群中一個瘦小、灰暗的身影，手臂高高舉起，做著靜止而沉默的告別。在他身旁，黃先生正在和一名穿著警察制服的男子交談，他那柄金頭拐杖反射著航站樓的螢光燈光。

他們走過長長的、鋪著地毯的空橋筒道。裡面的空氣涼爽，散發著塑膠、陳舊煙草以及飛機冷氣產生的臭氧味。

在波音飛機的艙門口，一名身穿精緻藍色制服、繫著橙色絲巾的高挑 SAA 空姐對著他們微笑。

「午安（Goeiemiddag），」她說，聲音溫暖而專業。「歡迎登機（Welkom aan boord）。」

「午安（Goeiemiddag），」吉迪恩說。

他踏入客艙。747 的內部是一個由藍色皮革、橙色安全帶以及噴射引擎預熱發出的低沉嗡嗡聲所構成的世界。這個空間在法律技術上屬於南非領土——一小塊飛行的德蘭士瓦（Transvaal）領土，將載著他們飛越赤道、飛越南半球的冬天，前往約翰尼斯堡高陡、灰塵飛揚的高原，然後再送他們飛越太平洋，前往洛杉磯乾熱的盆地。

吉迪恩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安全帶發出清脆的金屬扣合聲。

在他身旁，約翰娜已經把護照塞進了座椅口袋裡。窗外，雨下得更大了，大雨滴打在厚厚的有機玻璃窗上，化作一道道斜長的銀色水痕滑落。

透過灰色水簾，吉迪恩可以看到航站樓大樓，主旗杆上的橙白藍三色旗在風中絕望地獵獵作響，顏色被濃霧模糊成一片。在它旁邊，馬蘭總理（Dr. Malan）巨大的青銅雕像立在道路中央，手臂依然伸出，對著他們拋在身後那座濕漉漉的島嶼施加著沉默而徒勞的祝福。

引擎開始轟鳴，低沉震動的低音震動著他們腳下的地板。巨大的飛機開始從登機口後推，緩緩轉向跑道，那帶著金色躍羚的橙色尾翼，劃破了福爾摩沙一片灰暗的雨幕。

波音 747-200 的四具普惠（Pratt & Whitney）引擎發出低沉而令人安心的低音，爬升穿過福爾摩沙季風那層灰暗重沉的羊毛毯。在爬升的前五分鐘裡，這台巨大機械與太平洋上升的強烈亂流劇烈搏鬥，「德拉肯斯山號」（Drakensberg）的客艙內全是瑟瑟發抖的塑膠聲和內部隔板牙酸的吱呀聲。

林吉迪恩（Gideon Lin）把臉頰緊貼在三層玻璃窗上。窗外，世界是一鍋濃稠、毫無特徵的暗灰色濃湯，彷彿沒有頂端，亦無盡頭。然而，伴隨著一陣突然而平穩的劇晃——就像一艘船終於駛過了港口外海的沙洲——飛機衝破了雲層。

那是一場光明的神啟。

灰色頃刻間消散，化為一片耀眼、無邊無際的白棉原野，頭頂上的太陽明亮清澈得讓人無法直視。雲層之上，天空不再是臺北那種蒼白潮濕的藍，而是一種深沉、硬朗的紫羅蘭色，宛如大洋最深處的湛藍。從他們那座島嶼潮濕、幽閉的悶熱，驟然躍入這個廣袤、寂靜的高空世界，變化是如此猝不及防，讓吉迪恩感到喉嚨深處一陣微小而尖銳的哽咽。

「看那裡（Kyk daar），」身旁的陳約翰娜（Johanna Tan）低聲呼道。她指著波音飛機投影在下方白色雲海上的影子，影子的四周環繞著一圈完美、圓形的彩虹——那是飛行員口中的「光環」（Pilot's halo）。「感覺我們好像已經不在地球上一樣。」

「我們本來就不在了，」坐在中間位置的扎卡里亞斯說道，他的頭探過吉迪恩的肩膀，靠得太近，校服領帶都刷到了吉迪恩的耳朵。「我們現在是在南非航空（SAA）的領土上。你看地毯。」

地毯呈現出濃郁的深藍色，上面印著一隻隻重複出現的小巧金色躍羚圖案。客艙裡的一切——從行李架灰藍色的塑膠，到繡有 SAA 標誌的挺括白色頭靠墊——無不散發著一種在約翰尼斯堡設計、並以不屈不撓的公家建制徹底執行的穩固中產階級舒適感。對這三個離自家島嶼海岸從未超過五十英里的福爾摩沙少年來說，這客艙一點都不像某些老乘客口中吐槽的「鐵皮罐頭」；這簡直像一座會飛的高貴沙龍客廳。

「坐回去，扎克，」靠走道的愛絲特說道。她已經開始翻閱從前座口袋拿出的銅版紙宣傳冊，纖長的手指以一種緩慢而刻意的優雅翻著頁。「你擠到吉迪恩了。還有，你的領子翻反了。」

扎卡里亞斯有些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把領子整理好，臉上還殘留著起飛帶來的興奮紅暈。「我只是想看看嘛。我爸說只要飛得夠高，就能看到地球的弧線。」

還沒等吉迪恩回答，客艙前方藍色的隔簾被拉開，空服員們魚貫而出，開始進行第一輪巡視服務。

對福爾摩沙的少年們來說，南非航空（Suid-Afrikaanse Lugdiens）的空姐簡直像是另一個物種。她們豐滿圓潤（沒錯，千真萬確——這絕對是任何人第一眼就會注意到的事）。她們身材高挑——似乎沒有一個矮於一米七三（五呎八吋）——擁有寬闊、具運動健美感的身形，以及高聳乾淨的顴骨，彰顯著在奧蘭治自由邦（Free State）或卡魯（Karoo）鄉間幾代人傳承的健美體魄。她們的頭髮大多呈蜜金或淺棕色，梳成整齊如雕塑般的髮髻，並噴上了大量的髮膠，絲毫不動。她們的妝容精準得如同軍事部署：輕薄的水蜜桃色蜜粉、淡淡的棕色睫毛膏，以及與她們絲質頸巾那抹鮮豔橙色精確匹配的口紅。

她們沿著走道推進，步態平穩且輕盈搖曳，毫不費力地抵消了飛機輕微而有節奏的搖晃。她們很年輕——大多才二十出頭——但舉手投足間卻帶有某種居高臨下、母儀天下般的威嚴，既令人油然而生敬畏，又散發著極強烈的魅力。

「午安，小先生們。午安，小姑娘，」當其中一位空姐走到他們這排時說道。她挺括的乳白色襯衫上別著名牌，寫著：Mej. C. van der Merwe（範德麥威小姐）。她的聲音像溫暖的砂礫般略帶沙啞，說著帶有平緩、富有節奏感之德蘭士瓦（Transvaal）口音的英語——學生們以前只在 SABC 短波廣播裡聽過這種腔調。

她注意到扎卡里亞斯的安全帶，像條繩子一樣扭曲纏 me在他的腰上。

「不行不行，我的寶貝（my skat），」她俯下身，咂了咂舌頭發出輕聲責備。她身上散發著冰涼的薰衣草與薄荷香氣。她那白皙修長、頂端塗著整齊紅指甲的手指探下來，手腕熟練地快速一甩，便將那沉重的藍色織帶解開扭結，隨後「喀噠」一聲將扣環扣緊。「萬一我們在赤道上空遇到顛簸，我們可不希望你一路滑到座椅底下，對吧？繫得緊緊實實的才好。真乖。」

她在他肩膀上堅定而母性地拍了拍——這個動作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輕蔑，卻充滿了令人無法違抗的服從預期——隨後便走向下一排。

扎卡里亞斯直愣愣地盯著前方，兩隻耳朵通紅得嚇人。

「你墜入愛河了啦，」約翰娜調侃道，越過吉迪恩去戳扎卡里亞斯的肋骨。

「閉嘴啦，約（Jo），」扎卡里亞斯嘟囔著，但眼睛還是忍不住盯著那套藍橙相間的制服沿著走道遠去。「她只是……很專業而已。」

「她把你當成主日學裡六歲的小孩在對待，」愛絲特眼睛沒離開宣傳冊地說。「不過我想，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你老實坐好。」

吉迪恩低頭看著自己的雙手，心跳稍微加快了些。想要不對這些空姐心動，簡直是一項赫拉克勒斯（Herculean）級別的難題。她們就像「揚·範里貝克」高中的級長（prefects），但年紀更大、更漂亮，而且身上帶有某種屬於天空的神秘權威。她們很愛指揮人，沒錯——她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要把椅背豎直、什麼時候要把拉簾拉下，甚至精確到你的薑汁汽水裡只許放幾塊冰塊——但這種霸道卻讓人感到安全。在一個正向著未知與混亂未來滑落的世界裡，南非客艙內那種絕對、恆久不變的紀律，反而成了一種撫慰。

當這架波音客機進入朝向模里西斯島（Mauritius）長達七小時的平穩巡航時，乘客們開始逐漸適應這趟飛行的節律。

客艙是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混雜體。大約一半的乘客是南非人——大多是穿著灰色羊毛長褲或 safari 獵裝（safari suits）的男性，以及身著俐落亞麻洋裝的女性——正結束遠東的商務旅行準備返鄉。他們是一群飽經世故的旅人，多年來因國際制裁而不得不繞行冗長航線，早已將每一次跨國旅程淬鏈成對耐力的嚴酷考驗。他們讀著對折的厚重報紙，點著小瓶的克利普漂流白蘭地（Klipdrift brandy），用低沉隆隆的聲音抱怨著鐵路現狀或煤炭價格。

然而，每當他們的目光落在那四名福爾摩沙學生身上時，那份世故與疲憊似乎便會融化成一種安靜、帶有長輩包容感的莞爾。

坐在約翰娜走道對面的一位白人老者——他穿著乾淨的米色針織衫，內搭格子襯衫，雙手佈滿了高地（highveld）陽光曬出的淺色斑點——正帶著安靜的微笑，看著扎卡里亞斯抓耳撓腮地折騰著多頻道耳機選擇器。

「不對，看這裡，孩子，」老者探過身來，皮鞋發出輕微的吱呀聲。他的聲音溫柔，帶著東開普省（Eastern Cape）那種溫暖而乾燥的語調。「你得把那個黑色小按鈕按進去，看到沒？如果只是轉旋鈕，頻道是不會換的。真乖，好孩子。」

扎卡里亞斯照著做，當 SABC 地方廣播節目那帶有雜音的管弦樂聲湧入耳中時，他的臉龐瞬間亮了起來。「Dankie, Oom（謝謝，伯仔），」他反射性地用了對長者的尊稱。

老人的笑容更深了，眼角擠出了褶皺。「Dis ’n plesier, my seun（不客氣，孩子）。要去美國嗎？我看到你們的校徽了。」

「是的，Oom，」約翰娜替他們回答，聲音禮貌而清晰。「我們要去洛杉磯念高中。」

「哎呀，」老者搖了搖頭，帶著一絲驚奇感歎道。「年紀輕輕就要走這麼遠的路。不過這是好事。世界正在打開，不是嗎？不像以前了。你們要好好唸書，然後一定要回來，幫我們在這裡一起建設。」

他帶著一種奇特、惆悵的慈愛看著他們。對他而言，這些安靜、有禮貌、說著他自己的語言卻帶有島嶼軟糯腔調的華人孩子，正是一個他迫切想要去相信的活生生證明：他們所建立的體制，儘管飽受孤立且瑕疵重重，卻在這個太平洋遙遠角落培育出了某種美好的、體面的東西。

吉迪恩伸手摸進前座口袋，抽出了機上雜誌。那是一本厚實、封面光鮮的刊物，名為《在途 / 機上》（Inflight / Inlug）。

這本雜誌堪稱「精心策展式和平」的傑作。吉迪恩翻動著沉重、帶著墨香的頁面，發現自己深深沉浸在一個似乎完全由金色陽光和古老白牆美景所構成的國家中。幾頁滿版是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葡萄園的照片，開普荷蘭式（Cape Dutch）古老山牆從翡翠般碧綠的草坪上升起，背後的天空呈現出如知更鳥蛋般完美的蔚藍。還有一些旅遊文章介紹卡魯（Karoo）地區那些「古樸的小鎮（dorpies）」，那裡的碎石路寬得足夠容納三輛馬車並行，退休老人們坐在自家外廊（stoeps）的大無花果樹蔭下納涼。

一篇題為《太陽之搖籃》的文章，刊登了一組納塔爾（Natal）祖魯族舞者的照片。他們被塑造得既有體面的威猛，又顯得善良溫和，塗油的肌膚在陽光下閃閃發亮，背靠著綠意盎然、如電影鏡頭般的群山躍向半空。文字讚頌著他們「永恆的傳統」與「深厚自然的禮貌」，展現出一個每個人都安守本分、大山永恆、且向現代世界的過渡正以一種安靜而相互尊重的方式進行著的社會意象。

這裡沒有蘭德（Rand）礦區那些被煤煙籠罩的黑人城鎮照片，沒有灰色混凝土宿舍或高高鐵絲網的照片——而吉迪恩從父親對約翰尼斯堡的描述中知道這些東西確實存在。雜誌所呈獻的南非，本質上是一個廣袤無垠、風景如畫的大公園——在這裡，人們可以品嚐頂級的白詩南葡萄酒（Chenin Blanc），觀賞躍羚跨越喀拉哈里（Kalahari）的紅沙，並對這片土地的安定感受到一種深沉而安靜的自豪。

「看起來真美，」約翰娜湊過來看著德拉肯斯山脈（Drakensberg mountains）的照片，紫色山峰上覆蓋著薄薄的冬雪。「吉迪恩，你覺得那裡真的長這樣嗎？」

「有些地方是的，」吉迪恩說，想起了父親的生意夥伴從開普省寄來的明信片。「我爸說大山是真的。葡萄酒莊也是真的。但他講，從火車上你是看不到那些『別的東西』的。」

「我才不管那些別的東西呢，」扎卡里亞斯閉著眼睛聽著耳機裡的音樂說。「我只想看一眼躍羚。真的那種。不是我們西裝校徽上的那隻。」

「等我們降落時，飛機尾翼上有得是你慢慢看，」愛絲特淡淡地說。她合上了宣傳冊，轉頭望向窗外無邊無際的白色雲海。「不過我不覺得他們會讓真羚羊在揚·史密斯機場的跑道上到處亂跑。」

空姐們再次走下走道，這次她們手臂夾著厚厚一疊報紙。她們以一貫嚴格而高效的手法分發著，像老師發考卷一樣往每張餐桌上各扔了一份。

吉迪恩拿到了一份《伯格報》（Die Burger），約翰娜則拿到了《星報》（The Star）。

報紙的頭版與機上雜誌那片金色、祥和的世界形成了強烈對比。頭條以粗黑的哥特體印刷，載著一個國家正以快得連墨水都來不及風乾的速度劇變的消息。

「納塔爾暴力衝突：新一波衝突造成二十四人死亡」（GEWELD IN NATAL: VIER-EN-TWINTIG DOOD IN NUWE BOTSINGS），《伯格報》的頭條如此宣告。下方則是一則關於西德蘭士瓦（Transvaal）某郵局發生小型爆炸案的短訊，據信是由一個抗議政府改革的激進右翼組織所為，旁邊還有一篇關於威科姆（Welkom）附近礦工罷工的報導。

吉迪恩專注而安靜地讀著這些報導。在臺北，來自大陸的消息總是透過領地行政署那審慎、保守的濾鏡過濾；但在開普省這份主要日報的版面上，轉型那血淋淋、赤裸裸的現實被毫不留情地攤開了。

然而，當他環顧客艙時，他注意到南非乘客們似乎並沒有感到驚慌。他們的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慌亂的耳語。相反地，他們以一種冷靜、近乎抽離的熟悉感讀著這些報導——就像農夫在讀關於即將到來旱災的報告一樣：這事固然嚴重，但他們以前就經歷過，今後也照樣能撐過去。

坐在吉迪恩後方的一位中年商人——一個戴著厚重金錶、修剪著整齊小鬍子的男人——將《星報》對折，在膝蓋上輕輕拍了拍。

「你看，這就是轉型期的陣痛嘛，」他對身旁一位穿著藍色西裝的年輕人說。他的聲音雖輕，卻帶著約翰尼斯堡企業界那種特有、自信的腔調。「你總不能把煮沸了四十年的鍋蓋掀開，還指望不冒出一點蒸汽吧。不過 FW（戴克拉克）把持得住韁繩。他知道自己在幹嘛。」

「那曼德拉呢？」年輕人問道，語氣有些猶豫。

「曼德拉是個講理的人，」中年人緩緩點頭。「他畢竟是個律師。他懂體制是怎麼運作的。他可不想繼承一家空無一物的爛店。他知道他需要礦山、需要農場、需要我們。再過兩年、三年，我們就會迎來妥協方案。制裁會解除，運動代表隊會重返國際巡迴賽，我們會擁有一個正常的國家。世界會重新接納我們的，老兄。」

他的語氣中有一種極具感染力、甚至近乎絕望的樂觀——那種樂觀似乎充盈了「德拉肯斯山號」的整個客艙。那是 1991 年年中，經歷了 1980 年代漫長、黑暗、令人窒息的緊急狀態——當時這個國家感覺就像一座被圍困的堡壘——之後，未來感覺終於敞開了大門。城鎮區的暴力事件、罷工、爆炸案——這些並未被無視，但被賦予了脈絡。它們是「新南非」分娩時的陣痛，是這個國家最終被允許重返國際大家庭之前，必要而艱難的前奏。

乘客們不想去想失敗的可能性。他們寧願想像自己正期盼著一個未來——在未來的兩年、三年或五年後——所有這些麻煩都將化為歷史，化為他們在一個溫暖夏夜的露天烤肉（braai）聚會上，笑著講給孫子們聽的故事。

約翰娜從報紙上抬起頭，雙眼睜得大大的。「吉迪恩你看這個。他們說奧運代表隊明年可能獲准去巴塞隆納參加比賽了。雖然會用中立旗幟，但他們可能去得了。」

「那挺好的，」吉迪恩說，心中泛起一股奇特而微小的激動。在福爾摩沙，他們從未獲准參加奧運；國際體育組織無視他們，而比勒陀利亞也從未想過將他們納入自身遭到禁賽的代表團中。想到一支南非代表隊——哪怕是來自本土的隊伍——能夠昂首闊步進入歐洲的體育場，對他們而言也彷彿是一場勝利。

「這真的是個奇蹟啊，」過道對面穿著米色針織衫的老人開口了，他一直帶著溫和的微笑聽著他們的對話。「如果五年前你告訴我，我們今天能坐在此處，讀著關於曼德拉和國家總統喝茶聊天的新聞，我一定會覺得你腦子壞了。但主的作為真是奇妙，對吧（nê）？我們會讓一切順利運轉的，孩子們。我們這群人是很頑強的。大家都是。」

他向他們點了點頭，眼中閃爍著一種真摯、不假修飾的希望。吉迪恩看著老人的臉，那一刻，他感到了一陣深沉、惆悵的羨慕。這些人有一個值得去寄託希望的國家。他們有一個哪怕再艱難、也正由自己雙手書寫的未來。然而對福爾摩沙人而言，他們的命運卻繫在一艘在暴風雨中突然改道的船上，而甲板下底艙的乘客，根本沒人想過要問問他們會不會游泳。

下午五點，客艙裡開始彌漫著飯菜加熱後濃郁而溫暖的香氣。那不是臺北街頭所熟悉的味道——沒有大蒜、麻油或八角的氣味——而是一股肉豆蔻、丁香與烤椰絲那甜膩沉重的香氣，如同一座被遺忘廟宇中飄散的香煙般，從廚房（galley）裊裊升起。

空姐們推著重型金屬餐車在走道間穿梭，她們的動作如同一整隊舞者般精準同步。

「小先生們，吃晚飯嗎？小姑娘呢？」範德麥威小姐（Mej. van der Merwe）在他們這排停了下來。她手裡拿著一疊塑膠菜單，但懶得發下去。「我們有蘑菇醬牛肉排配奶油薯泥，或者東方風味選擇：福爾摩沙雞（Formosanse Hoender）。」

吉迪恩、約翰娜和愛絲特面面相覷。

「請給我雞肉，謝謝，」約翰娜說。

「我也要雞肉，」吉迪恩說。

然而，愛絲特搖了搖頭。「請給我牛肉，」她用一口完美而高冷的英語說道。

「那你呢，寶貝（skat）？」空姐看著扎卡里亞斯問道。

扎卡里亞斯看著餐車上的金屬餐盒，肚子咕嚕咕嚕大聲叫了起來。「我……我想我也要牛肉好了。提前為去美國做練習。」

範德麥威小姐哈哈大笑——那是一種豐沛而爽朗的笑聲，震得她的銀耳環叮噹作響。「用布爾傳統美食（Boerekos）來做去美國的練習？好吧，至少馬鈴薯管夠，這點絕對包你滿意。拿好囉。」

她以那種堅定、母性般的高效將餐盤遞給他們，讓每一頓飯吃起來都像是一位非常有條理的姑媽送來的禮物。

吉迪恩撕開餐盤上厚厚的銀色鋁箔紙蓋。

呈現在他面前的菜餚是一個料理之謎。約翰尼斯堡的 SAA 膳食部門顯然接到了為遠東航線準備「福爾摩沙在地特色餐」的指令，但因為從未真正接觸過中華料理，也沒有任何廚師踩過臺北的土地，他們便做了任何明智的殖民官僚機構都會做的事：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庫裡挖出一些古老食譜，並擅自認定「福爾摩沙」本質上就跟爪哇、馬六甲或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沒什麼兩樣。

結果呈獻出來的，是一道美妙、芬芳、帶有數百年帝國餘韻的混血佳餚。

餐盤中央是一堆黃薑飯（geelrys），帶有濃郁的薑黃香，並夾雜著葡萄乾和小巧飽滿的杏桃乾，嘗起來甜滋滋的。旁邊放著三大塊雞肉，浸泡在濃稠的深褐色醬汁中慢燉，醬汁裡融合了花生醬、肉豆蔻與紅糖的重口味——這道菜顯然是印尼沙爹（satay）的後裔，卻是由開普馬來（Cape Malay）廚師以偏甜偏重的手藝烹調而成。旁邊的小塑膠格裡，則是一份醃菜（atjar）——因薑黃而呈現鮮黃色，散發著香醋與芥末籽的酸香。

這味道吃起來完全不像吉迪恩母親做過的任何菜。它既不像臺北的街頭小吃，也不像商賈行會的高級宴席。

然而，當他咬下第一口時，他意識到這居然非常美味。

這道菜帶有某種壓根不在乎「正宗與否」的自信。它彷彿在說：這就是我們認為你該喜歡的味道，而既然我們掌控這條貿易航線已經三百年了，我們的判斷大概沒錯。 杏桃乾的甜味與濃郁香濃的花生醬完美融合；atjar 醃菜那刺鼻的酸勁解去了雞肉的油膩；而黃薑飯則溫暖無比，撫慰人心。

「這感覺有點像……印尼炒飯（nasi goreng），」約翰娜嘴裡塞著一塊雞肉，邊嚼邊說。「但更甜一點，而且沒有辣椒。」

「這是開普馬來（Cape Malay）風味，」愛絲特一邊用塑膠小刀切著牛肉排，一邊帶著一絲貴族式的輕蔑看著約翰娜的餐盤。她自己的那份餐點是二十世紀中葉飯店料理的典範：一片灰白嫩滑的肉排、三顆精圓的水煮馬鈴薯，以及一舀甜甜的鮮綠豌豆。「我爸在開普敦的生意夥伴有一次帶我們去博卡普（Bo-Kaap）的餐廳。他們什麼東西都放糖。連肉裡都放。」

「我很喜歡，」吉迪恩舀了一口黃薑飯送進嘴裡。「這味道……很溫暖。吃起來像……某座非常古老的廚房。」

「這是巴達維亞（Batavia）的味道，」過道對面的老者說道。他也點了雞肉，正以一種緩慢而細細品味的方式享受著。「你知道嗎，我祖母來自西開普省。她以前總會在週日晚上做這種咖哩雞。我們叫它 kerrie-hoender（咖哩雞）。這就是香料的力量，你看。當年他們搭著老船把香料從東方帶過來，後來雖然忘了這些香料究竟源自何方，但味道卻留了下來。」

他對吉迪恩笑了笑，叉子懸在盤子上方。「挺滑稽的，不是嗎？你得搭著波音飛機飛上六千英里，才品嘗得到你祖先鄰居的食物。」

扎卡里亞斯正以一種絕望般的勁頭啃著牛肉，但還是忍不住流露出渴望的眼神瞅著吉迪恩的黃薑飯。「吉迪恩，真的好吃嗎？」

「非常好吃，」吉迪恩從飯裡挑出一小塊甜甜的杏桃乾扔進嘴裡。「你剛才該點這個的，扎克。比馬鈴薯強多了。」

「唉（Ach），馬鈴薯也挺好的啊，」扎卡里亞斯說，語氣聽起來有些逞強。「很……踏實。就像學校的伙食一樣。」

甜點方面，餐盤裡配了一小塊方形的牛奶塔（melktert），其乳白色的奶黃表面上撒著一道精緻的暗色肉桂十字。旁邊則泡著一顆孤零零、剝了皮的荔枝，沉浸在甜糖漿裡——這是對東方做出的某種小巧而寂寞的妥協，跟荷蘭式糕點共享同一個盤子，看起來竟顯得有些彆扭尷尬。

約翰娜用小匙吃著牛奶塔，滿足地閉上了眼睛。「這點心很像日本麵包店賣的那種蛋塔，」她說。「但口感更輕盈一些。而且肉桂味更重。」

「這是牛奶塔（melktert），寶貝（my skat），」範德麥威小姐（Mej. van der Merwe）收空盤經過他們這排時說道。她看到約翰娜吃得乾乾淨淨的盤子，露出了深沉而真摯的滿足笑容。「長途飛行時世界上最棒的東西了。我媽媽都會用農場的新鮮鮮奶油來做。吃完全身舒暢，能讓你像嬰兒一樣沉沉睡去。」

她將他們的餐盤疊放在餐車上，發出一陣陣俐落的金屬碰撞聲。「好了，現在誰要喝咖啡？我們有正宗的菊苣咖啡（chicory coffee）。能讓你們一路暖和到我們降落模里西斯。」

短篇故事 — 孤島 (DIE EILAND / THE ISLAND)
V. 浩瀚藍夜 (Die Groot Blou Nag)
到了晚上九點，波音客機已飛入南半球廣袤而寂靜的黑夜中。

客艙燈光調暗，「德拉肯斯山號」的內部化為一座由藍色與橙色陰影交織構成的長狹寂靜洞穴。唯一的亮光來自座椅上方小型圓形閱讀燈，投射出一道道整齊的黃色光錐，照亮乘客們沉睡的臉龐。

窗外雲層退去，下方的海洋呈現出一片絕對而令人心悸的漆黑。水面上沒有半點燈火——沒有船隻，沒有島嶼，只有六英里下方印度洋無邊無際的虛空。然而在他們頭頂上，天空是一座密密麻麻的星空穹頂，繁星璀璨濃密，彷彿正緊緊壓在窗玻璃上。

吉迪恩抬頭，試圖尋找他所熟悉的星座。北斗七星早已消失，被他們拋在身後的北天地平線吞噬。取而代之、高懸於天空中央清澈可見的，是南十字座（Southern Cross）——四顆璀璨的光點，宛如一顆傾斜擺放的菱形鑽石。

那是南方的象徵。它印在領地的旗幟上，嵌在「橘白藍三色旗」（Oranje-Blanje-Blou）的藍色條紋之中；它刻在他口袋里的硬幣上；它亦是引領這架巨型飛機載著他們逃離原有生活的航標。

「吉迪恩，你醒著嗎？」黑暗中，約翰娜的聲音如同一聲輕柔的耳語。

「醒著，」他轉過頭看著她說道。

她把毛毯一路拉到下巴，在星光的映照下臉色顯得有些蒼白。「我好害怕，」她低語道。

「為什麼？」

「因為……一切都太大了，」她望著窗外無邊無際的黑暗說。「在臺北，你永遠知道自己在哪裡。從窗戶看得見山，聽得到火車聲，聞得到港口的味道。但在這裡……我們只是黑暗裡的一粒微塵。如果掉下去……根本不會有人找到我們。」

吉迪恩在毯子下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指冰涼，緊緊地、近乎絕望地抓著他的手。

「飛機很大，約（Jo），」他的聲音溫柔而平穩。「而且機師們知道路。這條航線他們已經飛了四十年了。」

「但降落之後呢？」她問道。「約翰尼斯堡怎麼辦？美國怎麼辦？我爸說美國人不喜歡我們。他說美國人覺得我們……我們是惡霸體制的一部分。」

吉迪恩想到了口袋裡那本綠色護照，上面蓋著巨大的紫墨印章，剝奪了他居住在發照國家的權利。他想到了報紙上的頭條、老者那帶著惆悵的微笑，以及那些高挑美麗、以母親般的無微不至對待他們的空姐。

「我們不是壞人，約（Jo），」他輕聲說。「我們只是島上的人。法律又不是我們定的。我們只是乖乖去上學而已。」

「但他們不會知道啊，」她說。「他們只會看到那面旗子。還有躍羚。」

「那咱們就告訴他們，」中間位置傳來一個聲音。

是扎卡里亞斯。他坐直了身子，毛毯像斗篷一樣披在肩膀上，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咱們就告訴他們我們來自福爾摩沙，」扎卡里亞斯說，語氣裡帶著一種沉靜而出人意料的力量。「咱們告訴他們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茶，我們會說三種語言，而且咱們能在同個盤子裡一口南非炸麵包（vetkoek）一口印尼炒飯（nasi goreng）。咱們不必做他們眼中的南非，也不不必做他們眼中的中國。咱們就是咱們自己。」

愛絲特在座位上動了動，緩緩睜開眼睛。她看著他們三個，眼神柔和而帶著倦意，完全沒有了平日那種高冷疏離。

「睡覺啦，扎克，」她說道，但語氣相當溫柔。她探過身去幫他整理毯子，拉高蓋住他的肩膀，那動作簡直跟範德麥威小姐（Mej. van der Merwe）如出一轍。「在看到約翰尼斯堡的燈火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到了美國人那裡，我們可得留著精力應付呢。」

扎卡里亞斯咧嘴笑了笑，閉上眼睛，頭深深陷回軟綿綿的藍色靠枕裡。

吉迪恩重新望向窗外。

波音客機飛行得平穩而堅定，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如同一道緩慢、富有節奏的脈搏般閃爍著。在他們下方，廣袤寂靜的大洋默默守護著它的秘密；而在他們上方，南十字座散發著清冷而絕美的光芒，指引著他們穿過浩瀚的藍夜，飛向那個他們尚未得見、卻已然做好準備去擁抱的新世界。

下降進入南方的冬季，是一個緩慢而乾燥的過程。

自從離開模里西斯那潮濕、火山般炎熱的天氣後，波音 747-200 飛機已在冰冷寂靜、如板岩般漆黑的印度洋上向西南方飛行了整整九個小時。黎明前的清晨，機組人員調了客艙氣壓，吉迪恩（Gideon）醒來時，只覺得喉嚨一陣乾癢。當他把額頭貼在雙層窗戶上時，玻璃上不再凝結著太平洋那種溫熱的熱帶露水，而是覆蓋著一層精緻的白色羊齒狀霜花。

下方的大地已換上了新裝。

無邊無際的翡翠稻田與濃密暗綠的樟樹林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廣袤、起伏的淡金與乾涸鏽紅土高原。這是特蘭斯瓦（Transvaal）的八月，高地（highveld）隆冬的最深處。從六英里高空俯瞰，大地宛如一張晾曬在天空下的枯乾舊皮革；天空不再是藍色，而是一種濃郁無雲的靛藍，邊緣近乎墨黑。遠處農舍的煙囪與城鎮區（townships）一片灰暗綿延的建築群中，升起一縷縷細瘦的白煙，在冰冷濃密的空氣中如水平的筆觸般鋪展開來。

「請繫好安全帶（Gordel vas, asseblief），」範德麥威小姐（Mej. van der Merwe）的聲音透過客艙廣播揚聲器傳來，帶著早班組特有的乾脆與俐落公事公辦的效率。「請確認您的安全帶已繫緊，餐桌已收起。我們即將開始降落揚·史密斯國際機場（Jan Smuts International Airport）。」

飛機傾斜了翅膀，吉迪恩感到胸口湧起一股奇特的頭暈目眩感。揚·史密斯機場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高地的空氣稀薄而乾冷——這是南非航空（SAA）飛行員每次降落時都必須精密計算的物理現實，需要比任何平地機場更長的跑道和更快的進場速度。地面急速升起迎接他們：黃草地、暗色的尤加利樹林，以及肯普頓公園（Kempton Park）工業倉庫閃閃發光的鋅板屋頂。

隨著一陣震動地板的沉重雙重轟響，輪胎撞擊著柏油跑道。反推力裝置轟鳴，那低沉的金屬呻吟聲將乘客推向安全帶，這隻巨大、帶著橙色尾翼的巨鳥慢了下來，滑入通往航廈的滑行道。

「我們到非洲了，」扎卡里亞斯（Zacharias）乾澀地低語道。他正盯著窗外一隊穿著重型海軍藍羊毛大衣的地面人員，他們站在明亮冰冷的冬日陽光下，雙手插口袋。

「這裡好乾喔，」約翰娜（Johanna）揉著眼睛說。「我的皮膚感覺像紙一樣。」

他們走出空橋，步入揚·史密斯機場的國際入境航廈，這個地方龐大的規模瞬間震撼了他們。

對這幾個在臺北那狹窄潮濕、人滿為患的殖民航廈裡長大的少年來說，揚·史密斯機場簡直是空間與混凝土交織而成的神啟。這是一座噴射機時代的龐大暴列主義（Brutalist）大教堂，建成於 1970 年代的高速成長期，高聳的灰色混凝土柱、拋光的磨石子地板折射出落地窗外明亮的冬光，還有長長、迴盪著腳步聲的扶手電梯消失在上層建築中。

航廈裡的空氣冰冷——不是飛機客艙裡那種潮濕的冷氣，而是一種帶著煤煙味、昂貴地板蠟香氣以及菊苣咖啡微甜濃香的清爽、乾淨之冷。

目光所及之處，國家機關的標誌皆以不妥協的雙語對稱形式展示：

INGANG / ENTRANCE （入口）
INLIGTING / INFORMATION （問訊處）
DAMES / LADIES （女廁）
HERE / GENTLEMEN （男廁）
標誌以整齊的白色無襯線字體印在深藍色塑膠板上，看起來與臺北行政官署、衙門裡的公務標示牌一模一樣，但在此處，它們帶有一種截然不同的實體沉重感。這是源頭。這正是為他們印製課本、設計學校西裝制服、頒發綠色旅行證件（護照）的母國。

然而，當他們穿過寬敞的過境走廊走向候機室時，吉迪恩注意到了一件讓他心中充滿安靜觀察與驚奇的事。

這裡沒有「僅限白人」（Slegs Blankes）的告示牌。沒有分開的長椅，也沒有區分「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的專用櫃檯。

在揚·史密斯機場的國際過境大廳裡，國內種族法案的整套器具完全銷聲匿跡——事實上，自 1970 年代末以來便是如此。這是比勒陀利亞政府很久以前做出的實用主義妥協，旨在避免將外國外交官、來自鄰近非洲國家的富裕黑人商人，以及來自遠東的高等階級旅客拒之門外而引發國際尷尬。

在這個中立、玻璃幕牆環繞的空間裡，本土法律那嚴苛而可怕的邏輯融化成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荒謬。這與在福爾摩沙支配他們生活的邏輯如出一轍。當過境空間裡的每個人本質上都屬於同一個高階級——能夠負擔得起波音飛機三千蘭特（Rand）機票的旅客——種族隔離便不再是嚴肅的行政工具，而變成了一項徒勞無功且昂貴的負擔。

在這裡，來自哈拉雷（Harare）、嘉柏隆里（Gaborone）和利隆圭（Lilongwe）的黑人過境乘客，與來自法蘭克福和蘇黎世的白人商人坐在同一排藍色皮椅上，讀著報紙、喝著咖啡，帶著國際中產階級那種安靜、冷漠的體面，核對著自己的金錶。

「這裡就像島上一樣，」約翰娜坐在窗邊看著跑道時低聲說。「沒有人在盯著別人看。」

「他們太忙了啦，」扎卡里亞斯雙眼掃視著人群說道。他正看著一隊穿著堅果棕色（nutria-brown）軍服的年輕白人國民服役士兵走過航廈，他們肩膀上扛著帆布水袋包，正走向國內航線登機門。他們看起來很疲憊，臉曬得紅通通，簡直就像守衛臺北總督府的年輕士兵，但在此處，他們被家人環繞，母親親吻著他們的臉頰，父親給予他們堅定而無聲的背部拍打。

「我們在這裡只是陌生人，」愛絲特（Esther）把皮革包包放在座椅上，聲音冷靜而實用。「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來自別處的觀光客罷了。」

她是對的。對揚·史密斯機場繁忙喧囂的世界而言，這四名福爾摩沙學生作為「領地臣民」的身份是完全不可見的。

憑藉著整齊的學校西裝、安靜有禮的舉止和嚴肅的臉龐，他們被普遍誤認為是來自日本或韓國的外國遊客——這兩個國家最近開始向開普省派遣大量的貿易代表團和觀光客。

他們走過機場中央的商店街，腳步聲在拋光的石材地板上迴盪。

一家紀念品店櫃檯後站著一位年輕白人女子——她的金髮紮成整齊的馬尾，手指上戴著幾枚銀戒——看到他們走近，便露出了明亮而專業的溫暖微笑。她背後的商店是一片雕刻木器與銅器的森林：有直達天花板的木雕長頸鹿、刻有大象輪廓的銅盤，以及一排排裝滿喀拉哈里（Kalahari）多色沙子的小玻璃瓶。

「Konnichiwa（日語：你好），」當約翰娜停下來看一隻雕刻的小皂石河馬時，那女子說道。她的日文發音猶豫但有禮，帶著德蘭士瓦（Transvaal）特有的軟糯親切腔調。「需要我幫忙找什麼嗎？我們今天有很棒的野生動物（safari）木雕喔。全是手工製作的。」

約翰娜眨了眨眼，臉頰泛起微紅，轉頭看向吉迪恩。

「不用了，謝謝夫人（Nee, dankie, Mevrou），」吉迪恩開口道，聲音自然而柔和，帶著那種獨特、如水般流暢的福爾摩沙抑揚頓挫。「我們只是隨便看看（Ons kyk maar net）。」

那女子的笑容瞬間凝固了剎那，雙眼因極度的驚訝而睜大，模樣十分滑稽。她盯著吉迪恩的臉，隨後看向他那整齊的西裝外套——上面繡著躍起的躍羚與「臺北·揚·範里貝克高中」（Jan van Riebeeck, Taihoku）的字樣。

「噢！」她驚呼一聲，手捂住嘴巴，發出一陣短促而歡快的笑聲。「噢，我的寶貝（my skat）！你們是從『島上』來的！真對不起。我還以為你們是……你知道的，來自日本之類的地方。你看，今天早上正好有從東京飛來的 SAA 航班降落。」

「沒關係的，夫人（Mevrou），」約翰娜禮貌地說。

「哎呀，」那女子探身過櫃檯，雙眼閃爍著溫暖而母性十足的好奇。「小姑娘，你的南非荷蘭語（Afrikaans）講得真漂亮！簡直跟開普省的人一模一樣。你們是要去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讀大學嗎？」

「不是的，夫人（Mevrou），」約翰娜說。「我們要去美國讀書。」

「美國！」女子搖了搖頭，帶有幾分羨慕地說。「天哪，那可真是一場大冒險。不過你們一定累壞了。吃過東西了嗎？航廈咖啡廳的咖啡很不錯，但可做不出咱們農場上的那種風味。」

「我們現在正打算去找點午餐，」吉迪恩說。

「快去吧，去吃一盤熱騰騰的好飯，」她熱情地揮手向他們告別。「在美國要加油喔，聽到了嗎？別讓那些美國人教你怎麼說話！」

他們走開了，扎卡里亞斯吹了一口低低的哨音，笑了起來。「看吧？我就說吧。他們以為我們來自東京。要是咱們手裡拿著護照，他們大概會以為我們來自火星。」

「這樣反而更好，」愛絲特眼神掃過商店街的櫥窗說。「我們不必向遇到的每個人解釋領地的事。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一個美好的驚喜罷了。」

他們停在一家名為「鄉村廚房」（Die Plattelandse Kombuis）的餐廳外。那是一個溫暖、鋪著木地板的空間，看起來就像一間古老的農舍廚房，被一磚一瓦地搬進了航廈的混凝土心臟裡。牆上裝飾著銅鍋、古老的鐵製馬車輪，以及描繪「大遷徙」（Great Trek）的畫框。裡面的空氣飄散著烘焙酵母、烤肉，以及乾果甜美深沉的香氣。

餐廳生意很好。幾戶白人家庭坐在靠背卡座裡，男人穿著粗花呢外套，女人穿著冬季針織衫；而三名身穿深色昂貴西裝的黑人商人坐在窗邊，在咖啡杯旁發出乾淨爽朗的笑聲。

一位身穿整齊白襯衫、黑長褲的中年祖魯族（Zulu）服務生夾著一疊菜單走了過來。他的名牌上寫著：愛法蘭（Ephraim）。

「午安，」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禮貌。「四位嗎？」

「是的，麻煩您，先生（Ja, asseblief, Meneer），」吉迪恩說。

愛法蘭揚起了眉毛，嘴角浮現出一絲會心的微笑。他看了看他們的西裝校徽，緩緩點頭。「啊，是從領地來的。歡迎來到約翰尼斯堡。請跟我這邊走。」

他引導他們來到角落的一個卡座，高高的深色木隔板在繁忙的餐廳中央提供了一座安靜的小私密孤島。他把印在奶油色厚紙上、帶著粗黑哥特體字樣的菜單遞給他們。

「今天的每日例湯是蔬菜牛骨湯，」愛法蘭俯下身，帶著溫暖而專業的體貼說。「非常適合這個寒冷的早晨。我們還有搭配燉茄汁（smoor）的布爾香腸堡（boerewors rolls），以及傳統的香料烤肉餅（bobotie）。」

對這群學生來說，菜單簡直就是一份歷史文物清單。

在臺北上學時，他們曾在家政課本裡讀到過這些菜餚——他們從 S. van H. Tulleken 夫人的舊食譜裡知道 bobotie 的配料，也在《家常》（Die Huisgenoot）雜誌的頁面上看過編織糖油果（koeksisters）的插圖——但他們從未真正吃過。在福爾摩沙，他們的日常飲食是一種在地而實用的妥協：吃米飯配鹹魚、五花肉配醃酸菜，以及偶爾在早晨由母親油炸的南非炸麵包（vetkoek）。

能在特蘭斯瓦（Transvaal）的心臟地帶吃上一頓道地的布爾傳統美食（Boerekos），簡直就像是用叉子在上歷史課。

「我要布爾香腸（boerewors），」扎卡里亞斯立刻說道，手指興奮地敲著菜單，帶著熱切的少年勁頭。「要大份的。配玉米糊（pap）和燉茄汁（smoor）。」

「飛往紐約的整趟航班上你都會有一股大蒜味，」愛絲特警告他，儘管她自己也帶著安靜而好奇的目光看著菜單。「要是你聞起來像間肉舖，美國海關是不會放你入境的。」

「我才不管，」扎卡里亞斯說。「在臺北，咱們從冷凍庫拿到的 boerewors 總是乾得像皮革一樣。我想嘗嘗真正的味道。那種用綿羊油脂做的香腸。」

「我要香料烤肉餅（bobotie），」約翰娜說。「配黃薑飯。」

「我也要這個，」吉迪恩說。

愛絲特看了菜單許久，隨後啪的一聲乾脆利落地合上。「請給我一片牛奶塔（melktert）就好，」她對愛法蘭說。「還有一杯國寶茶（Rooibos）。」

愛法蘭記下了點單，鉛筆在紙本上記錄著快速而富有節奏感的草字。他看著扎卡里亞斯那張嚴肅而飢腸轆轆的臉，笑了笑。「今天的 boerewors 非常棒，年輕的朋友。我會叫廚房給你多舀一大塊 pap。那是用自由邦（Free State）的白玉米做的。」

「謝謝您，先生（Dankie, Meneer），」扎卡里亞斯說，臉龐泛著光彩。

在等餐時，吉迪恩望向窗外繁忙的航廈走道。

隔壁幾桌，一戶南非白人家庭正吃著午餐：父親穿著棕色皮夾克，母親懷裡抱著嬰兒，還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但他們吃的並非餐廳的傳統食物。小男孩正大口啃著從走道另一頭美式速食櫃檯買來的油膩大漢堡，而父親則笨拙地拿著筷子，吃著從流行中式外帶盒裡裝著的「糖醋肉」。

那糖醋肉呈現出一種刺眼的化學粉紅色，淋在一床蒼白油膩的炒飯上，在吉迪恩看來完全令人胃口全無。

他忍不住覺得滑稽。他們——四個來自太平洋遙遠領地的華人少年——正坐在約翰尼斯堡這間鋪著木地板的傳統餐廳裡，等待品嘗 bobotie 與 pap；而旁邊的在地人卻在拚命嘗試變得「現代化」，點著時髦的美式漢堡與品質可憐的仿冒亞裔食物，並用一種笨拙而拘謹的姿態吃著。

「你看他們，」約翰娜低聲說道，朝那家人點了點頭。「他們好努力喔。」

「這就是他們眼中的『現代』啊，」愛絲特淡淡地說。「在比勒陀利亞，他們覺得只要吃糖醋肉，自己就成了大世界的一部分。他們不知道在美國，人們只有累到懶得做飯時才會吃那種東西。」

「反正我喜歡咱們的食物，」扎卡里亞斯說，當愛法蘭端著大餐盤返回時，他的雙眼亮了起來。

這頓飯在其純粹而結實的份量感上令人歎為觀止。

扎卡里亞斯的盤子裡盛著一整條巨大的盤旋 boerewors 香腸，深褐色的腸衣上閃爍著滾燙的油脂，散發著芫荽、肉豆蔻與黑胡椒的香氣。旁邊是一座白氣蒸騰的 pap 小山——這種玉米糊被煮得濃稠而鬆散——上面舀了一大勺深紅色的 smoor 醬汁，由蕃茄、洋蔥和甜椒熬製而成。

約翰娜和吉迪恩的 bobotie 盛在單人的褐色陶罐裡。絞肉頂層是一層完美金黃的烘烤奶黃蛋皮，上面裝飾著一片深綠色的月桂葉。當吉迪恩用湯匙劃破蛋皮時，一股蒸汽升騰而起，飄散著咖哩粉、杏桃醬與黃檸檬皮的香氣。

「祝各位用餐愉快（Smaaklike ete），」愛法蘭將餐盤放在他們面前，微微躬身說道。

「謝謝您，先生（Dankie, Meneer），」他們異口同聲地答道。

吉迪恩舀了第一口 bobotie 送入嘴裡。

那是一場奇妙而美好的震撼。在學校裡，他們被教導 bobotie 是開普省的國菜，但他一直以為那不過是一種肉餅。但這完全不同。肉質同時帶有甜味與辛香，混合在牛肉里的吸飽牛奶的麵包讓口感軟嫩濃郁，而頂層的烘烤蛋皮則滑順精緻。它嘗起來有古老香料與紅糖的味道——這道菜在這個乾冷的冬季風景中顯得無比契合，宛如抵禦高地寒風的一捧溫暖篝火。

扎卡里亞斯已經把 boerewors 吃掉了一半，臉上覆蓋著一層薄汗，他將熱氣騰騰的香腸與鬆散的白 pap 以及甜鹹的蕃茄 smoor 醬汁完美混合在一起。

「好吃嗎，扎克？」約翰娜問道，她的叉子懸在自己的黃薑飯上方。

「這……這是我吃過最棒的東西了，」扎卡里亞斯嘴裡塞滿了玉米糊，聲音含糊地說。「跟島上一點都不一樣。這……吃起來像大地的味道。像乾草與烈火。」

隔壁桌的那戶白人家庭停下了進食，帶著一絲莞爾與真摯的喜愛看著扎卡里亞斯狼吞虎嚥地風捲殘雲。那位父親對上吉迪恩的目光，對他緩緩、友善地點了點頭，笑容寬廣而溫暖。

「他吃得很香，對吧（Hy geniet dit, nê?）？」那位父親喊道，聲音帶著鄉村地區那種豪爽而坦誠的親切。

「是的，先生（Ja, Meneer），」吉迪恩笑著回應。「他非常餓（Hy is baie honger）。」

「哈哈，等他吃完 pap，你分他一點你的黃薑飯啦，」那男人咯咯笑道。「咱們可不希望他上了飛去美國的飛機後被餓扁了。」

這番對話短暫、簡單，且完全沒有航廈外那個世界上所存在的沉重與陰暗張力。在這間溫暖、鋪著木地板的房間裡，在老祖魯族服務生與親切白人父親的注視下，他們只是一群熱愛這片土地美食的年輕人。這是一個帶著溫情而脆弱的和平時刻——讓人得以短暫瞥見一個本可能存在的國家，或者是一個仍在以笨拙而富有希望的努力、試圖找尋自身定位的國家。

下午三點，他們重新坐回了波音 747 那深藍色皮質座椅上。

這是第二航程——跨越大西洋那浩瀚而寂靜的遠航。

SA 201 班機的航線是一條劃過天際的漫長弧線，從約翰尼斯堡向西北方一路翱翔，跨越安哥拉海岸，飛過南大西洋那廣袤無垠的空曠蔚藍，在佛得角（Cape Verde）的薩爾島（Sal Island）進行短暫的午夜加油停留，隨後再完成長達九小時的最後衝刺，飛抵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JFK）。在那裡，他們將轉乘國內線航班，進行最後那趟跨越北美大陸、長達六小時的終點航程。

這是一趟長達三十六小時的征途——一場近乎折磨、令人筋疲力竭的漫長史詩旅程，而這完全源於領地那被國際社會摒棄的孤立地位。數十年來被禁止飛越非洲大陸大部分領空的南非航空（SAA）客機，近期才剛開始重新獲得過境航權，而前往美國的直飛航線依然是新鮮而脆弱的產物，隨時受制於國際外交那陰晴不定的風向。

起飛後的前幾個小時，學生們努力保持清醒。

機上的服務一如既往地無懈可擊。這一次的機組人員是一群年紀稍長、二十數歲尾端且較為沉穩的空姐，她們穿梭於客艙間，帶著一種如同臺北私立診所護理師般安靜而專業的尊嚴。她們端來小杯的柳橙汁，將藍色羊毛毯輕輕塞進他們的膝頭，並以輕柔無聲的手勢檢查他們的安全帶。

晚餐服務是一場隆重、多道菜式的盛宴：銀盤上盛著燻鮭魚、搭配薄荷醬的烤羊排，以及用小巧金箔躍羚圖案裝飾的玻璃碗巧克力慕斯。

但學生們此刻根本無心享受。

肉體跨越空間所帶來的沉重疲憊感終於排山倒海般襲來。二十四小時內，他們兩度穿過赤道；從西太平洋潮濕的夏季，跨越到次大陸乾冷的冬季，如今又正向著北半球的夏天飛去。他們的身體早已失去了對時間、對晝夜、乃至對自己究竟身處地球何方的所有感知。

吉迪恩凝視著自己的餐盤，燻鮭魚在客艙黃色的燈光下閃閃發亮，但他手中的叉子卻重得宛如一把鉛條。

「我吃不下，」約翰娜低聲耳語，頭沉沉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雙眼通紅，臉色蒼白，那份極度的疲憊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好幾歲。「吉迪恩，我頭好暈。」

「把眼睛閉上吧，約（Jo），」吉迪恩說，連他自己的聲音聽起來都很遙遠，彷彿是從一條長長的混凝土走廊盡頭傳過來的。「我們快到薩爾島了。」

他閉上雙眼，世界隨之融化成一片模糊而富有節律的低鳴。

午夜時分，他曾醒來過一次，是因為引擎變換了音調。飛機正穿過佛得角群島黑暗而溫熱的空氣下降。

透過窗戶，他看到了薩爾島的跑道——那是一條在沙漠黑色火山岩中劈砍出的漫長平坦黃色混凝土帶，被高壓鈉燈刺眼的橙色強光所照亮。當機艙門打開時，湧入客艙的空氣與約翰尼斯堡乾冷的空氣截然不同；那是一股熱烘烘、沉重且夾雜著灰塵的空氣，散發著鹽分、乾石塊，以及遠方撒哈拉沙漠的氣息。

他看到加油車像一群無聲的黃色甲蟲般在機翼周圍忙碌，燈光在黑暗中閃爍。他看到一名身穿髒兮兮藍色背心的年輕佛得角工人站在機翼下方，膚色黑得如煤炭一般，仰頭望著波音客機巨大藍橙相間的尾翼，眼神裡帶著一種安靜而專業的冷漠。

隨後機艙門關上，熱浪被客艙內涼爽乾爽的循環空氣所取代，飛機重新升回大西洋漆黑的夜空之中。

吉迪恩沉沉睡去。他沒有夢見福爾摩沙，沒有夢見約翰尼斯堡，也沒有夢見美國。他夢見了一片廣袤無垠、空無一物的藍色空間，那裡沒有旗幟，沒有護照，亦無國界——在那個世界裡，人可以靜靜地失重漂浮，宛如一片隨風飄零的落葉。

喚醒他們的陽光截然不同。

那既非高地（highveld）那明亮冰冷的光線，亦非臺北那柔和潮濕的季風陰灰。那是一輪刺眼、耀眼而蒼白的烈日，空氣中飄散著臭氧、汽車廢氣與太平洋乾燥鹹風的氣味。

他們在紐約甘迺迪機場降落時，身心已處於絕對植物人般的極度癱軟狀態，像幽靈般穿過過境走廊，隨後登上一架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的波音 727 國內線客機，展開橫跨美國大陸最後長達六小時的航程。

此刻，當飛機開始在洛杉磯盆地上空降落時，吉迪恩（Gideon）望向窗外。

這座城市的規模令人膽寒。

在臺北，城市是緊湊密集的灰暗騎樓街巷與狹窄道路，被翠綠霧氣籠罩的群山與淡水河黃褐色水流所包圍。但在此處，城市彷彿沒有盡頭。那是一片由混凝土、游泳池與棕櫚樹構成的廣袤璀璨地毯，從聖蓋博山脈（San Gabriel mountains）棕色荒涼的山坡，一路延伸至大洋平坦湛藍的邊緣；整個盆地覆蓋在一層薄薄、金黃色的煙霧（smog）之中，讓太陽看起來像一片巨大、燃燒的銅盤。

高速公路是車流交織而成的混凝土河流——數以千計的黃色、藍色與紅色斑點在整齊平行的車道上移動，宛如某隻巨型機械巨獸脈動的血管。

「我們到了，」約翰娜（Johanna）說，聲音是一聲輕柔乾澀的耳語。過去兩個小時裡，她一直在梳理頭髮，試圖讓自己的校服看起來得體些，但她看起來依然脆弱，眼眶發黑。

飛機輪胎在洛杉磯國際機場（LAX）的跑道上輕盈而帶點油滑地跳躍了一下降落。

他們走過湯姆·布萊德雷國際航廈（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Terminal）長長的白色走廊，雙腳沉重，包包掛在肩膀上。航廈是一個由不同語言與族群構成的繁忙混亂世界——有來自墨西哥、用繩子繫著巨大紙箱的家庭，有來自法蘭克福的高挑商務旅客，還有成群嚴肅安靜、把相機當作盾牌般掛在胸前的遊客。

走廊盡頭，入境查驗大廳座在一片高聳的白色告示牌森林之下，上面標示著：美籍公民 (U.S. CITIZENS) / 非美籍公民 (NON-CITIZENS)。

吉迪恩感到自己的心臟在胸膛裡跳動起來，那是一種劇烈、冰冷的節律，與肉體的疲憊完全不同。他伸手摸進口袋，掏出了那本綠色的領地護照。

非美籍公民的隊伍很長，以一種行政官僚式的緩慢節奏龜速蠕動。移民官們坐在前方帶有玻璃隔板的小小查驗檯（booths）裡，身著整齊的藍色制服，臉上帶著無聊的神情，一面在護照上蓋章，一面將姓名打入電腦終端機。

「下一位，」一個聲音喊道。

查驗官是一位頭髮灰白、年長的美國男性，臉上佈滿了南加州那種舒適、陽光烘烤出的皺紋。他的名牌上記著：亨德森（Henderson）。他手裡握著一支重型的鍍銀簽字筆，下巴以一種緩慢富有節律的動作咀嚼著口香糖。

「午安，」吉迪恩遞上自己的綠色護照本與入學許可信，聲音有禮。

亨德森查驗官盯著護照的綠色封面，手指在上面金箔壓印的字樣上停頓了一下：福爾摩沙領地 / 南非共和國 (TERRITORY OF FORMOSA /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他皺起眉頭，雙眼微微瞇起。他在手裡翻轉著護照，看著紙張的厚度，以及封底那隻小小的金色躍羚（springbok）。

「福爾摩沙，」他說，聲音平淡、帶有鼻音，夾雜著南加州特有那種緩慢的腔調。「我還以為那是臺灣呢。」

「是的，長官，」吉迪恩說，他的英語清晰而謹慎。「就是臺灣。但我們是南非的海外領地。」

查驗官抬起頭，雙眼帶著一種安靜而專業的好奇打量著吉迪恩的臉。他看了看吉迪恩整齊的灰色學校毛衣、條紋領帶，隨後看向那封來自聖蓋博高中的信函。

「南非，蛤？」查驗官說，聲音轉為乾澀的閒聊嘀咕。「你們這幾個人看起來可不像來自約翰尼斯堡啊。」

「不是的，長官，」吉迪恩說。「我們來自領地。我們是……福爾摩沙華人。」

亨德森查驗官翻動著護照頁面，手指停在那個巨大的紫色印章上——該印章正式宣告剝奪了吉迪恩在南非共和國本土的居留權。他看了看揚·史密斯機場的過境簽證，隨後看了看由駐香港領事發放的美國學生簽證。

他無聲地微微聳了聳肩，搖了搖頭。

在 LAX 查驗署衙門履職的二十年裡，他見過各種稀奇古怪的領土異數（territorial anomalies）——他處理過來自馬爾他騎士團（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的護照、來自太平洋託管領地的旅行證件，以及來自在三週前就已經覆滅之政府的過境公文。在他那廣袤而實用主義的美國人腦袋裡，世界是一個龐大而奇特的地方，充滿了不同的族群、被遺忘的帝國，以及極其複雜、根本沒必要在一個溫暖的週四下午去傷腦筋的荒謬行政妥協。

「你們飛了挺久的嘛，」他說，手中的筆在護照頁面上滑動。

「是的，長官，」吉迪恩說。「三十六個小時。」

查驗官舉起他那重型的黑色印章。隨著一陣俐落、令人愉悅的喀噠喀噠聲（clack-clack），印章重重落在了吉迪恩護照乾淨的頁面上：類別：F-1 (CLASS: F-1)。獲准入境：洛杉磯 (ADMITTED: LOS ANGELES, CA)。期限：D/S (UNTIL: D/S)。

「歡迎來到美國，」亨德森查驗官說道，簡短而親切地點了點頭，將綠色護照本遞還回來。

吉迪恩接過護照，手指感受著新印章那涼爽平整的紙感。他踏過玻璃閘門，進入主入境大廳；在那裡，明亮、經煙霧過濾的加州陽光正從高窗傾瀉而下，照亮了戶外綠色的棕櫚樹與繁忙的計程車排隊區。

約翰娜、扎卡里亞斯和愛絲特已經在那裡了，包包放在腳邊，在新世界溫暖金黃的光芒下，他們的臉龐蒼白卻清澈。

這裡距離約翰尼斯堡有三千英里，距離臺北有六千英里，而那條將他們繫於自己那座小巧奇特島嶼上的紐帶，終於徹底放到了盡頭。然而，當吉迪恩看著自己手裡那本印有藍色躍羚（springbok）與鮮紅美國墨蹟的綠色護照時，他感到胸口湧起一股安靜而意想之外的力量。他們是領地的孩子——太平洋上的外鄉人——而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接下來的一切。

從莫哈維沙漠（Mojave Desert）吹下、灌入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的風被稱為「聖安娜風」（Santa Ana），但對林吉迪恩（Gideon Lin）而言，那感受起來就像從一座巨大乾熱的烤箱裡吐出的熱浪。

那是 1991 年 9 月初，聖猶達中學（St. Jude’s Academy）的新學年在一片白濛濛的煙霧（smog）中拉開序幕，那層煙霧如同一張弄髒的床單般掛在山麓邊緣。空氣裡沒有海水的氣味，也沒有福爾摩沙森林裡那種潮濕肥沃的腐植土香；這裡的空氣聞起來是乾枯的松針、曬熱的柏油、附近 210 號州際公路傳來的汽車廢氣，以及校門口長長碎石車道兩旁藍花楹樹散發出那種甜膩、帶著化學感的花香。

學院本身建於 1920 年代，採用西班牙傳教所復興風格（Spanish Mission Revival）——一棟棟低矮的白色灰泥建築，頂著紅瓦屋頂、拱形走廊與深邃涼爽的中庭，意在勾勒出一種浪漫化的殖民地加州風情。在吉迪恩眼裡，這地方看起來簡直與臺北總督府神似，只是少了沉重的石牆和校門口荷槍實彈的衛兵。在這裡，唯一的衛兵只有那些高聳、滿是灰塵的棕櫚樹，在乾熱的風中如乾燥紙張般沙沙作響。

「這裡太安靜了啦，」柯扎卡里亞斯（Zacharias Ko）坐在男生宿舍「聖奧古斯丁樓」的階梯上說道。他穿著新買的美式衣服——一條過大的藍色牛仔褲，以及前一天在阿卡迪亞（Arcadia）購物中心買的奧克蘭突襲者隊（Oakland Raiders）白色 T 恤——但他腳上依然穿著來自「揚·範里貝克高中」（Jan van Riebeeck）的那雙沉重黑皮鞋。「沒有速克達機車聲，沒有鐘聲，連鳥叫聲聽起來都跟假的一樣。」

「他們這裡是用噴水器代替下雨啦，」陳約翰娜（Johanna Tan）從中庭拐角處走過來說道。她手裡拿著一本厚厚的黃色高等代數筆記本。與扎卡里亞斯不同，她依然留著領地教育部規定的那種整齊、端莊的高中耳下短髮，在高大且被陽光曬得漂白的灰泥牆壁映襯下，她顯得嬌小而嚴肅。「每天早上四點，草地會被打濕二十分鐘，然後到了中午就又死一次。」

「愛絲特人呢？」吉迪恩問。

「她在圖書館，」約翰娜在吉迪恩旁邊的水泥階梯上坐下說。「她正在讀美國歷史課本。她說我們必須在第一次小考前把他們歷任總統的名字全背下來，不然老師會覺得我們很……沒文化。」

「哎（Ag），總統有什麼難背的，」扎卡里亞斯嗤之以鼻，身子靠向粗糙的灰泥牆壁。「能有多難？不就是華盛頓、林肯，然後是那個頭髮梳得很漂亮的演員——以前經常上電視的那個。」

「雷根（Reagan），」吉迪恩糾正他。

「對啦（Ja），就是他，」扎卡里亞斯說，語調降了下來，帶著島上那種熟悉而富有節奏感的抑揚頓挫。「但他們這裡可沒有史密斯（Smuts）吧？至少不用死背馬蘭（Malan）或佛沃德（Verwoerd）的名字，這點倒是不錯。」

吉迪恩還沒來得及回答，宿舍那扇沉重的橡木門便嘎吱一聲開了，布拉德·米勒（Brad Miller）迎著熱風走了出來。

布拉德是吉迪恩與扎卡里亞斯的室友——一個十七歲的高大金髮少年，有著被陽光曬得發紅的寬闊肩膀，臉上永遠掛著一種鬆弛、隨和的友善神情。他穿著一條褪色的螢光綠衝浪褲，赤著雙腳，光腳板完全不在乎階梯上滾燙的水泥地。他手裡拿著一個裝滿冰水的紅色塑膠杯，腰間掛著一台黃色的 Sony Walkman 隨身聽。

「嘿，各位，」布拉德開口道，聲音平淡、帶有鼻音，且全然毫無防備與自覺——那是個一生從未離開過太平洋海岸二十英里遠、也從不需要向任何威權當局解釋自己存在意義的男孩會有的聲音。「怎樣？你們在……閒晃嗎？」

「午安，布拉德，」吉迪恩微微站起身來，這是多年朝會升旗典禮磨鍊出來、近乎肌肉記憶的禮貌習慣。

布拉德揮了揮手，笑得隨意而開朗。「老兄，別這樣啦。不用站起來。我們又不是在法庭上，對吧？放輕鬆（chill）就好。」

他在扎卡里亞斯旁邊的階梯上坐下，毛茸茸的大長腿伸進了碎石地裡。他喝了一口紅杯子裡的冰水，冰塊撞擊塑膠發出清脆俐落的聲響。

「所以啦，」布拉德帶著幾分溫和的趣味看著扎卡里亞斯那雙沉重的黑皮鞋。「你們準備好參加今晚的社交舞會（mixer）了嗎？聖摩尼卡女中的女生要過來喔。她們會自己帶卡帶音樂過來。」

「社交舞會（mixer）？」扎卡里亞斯問道，這個英文單字的發音謹慎而稍微生硬。

「對啊，你知道的，就是舞會，」布拉德說。「在體育館裡。有水果雞尾酒、餅乾，還有高年級學長放卡帶。挺酷的。你們應該來啊，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們老家那邊是怎麼跳舞的。」

他帶著一種友善而空白的好奇打量著他們。他人很好——隨和且有禮貌，正如他們目前遇到的幾乎所有美國人一樣——但這種好意完全缺乏真正的興趣。他沒有問起他們的航程；沒有問起樟樹林，也沒有問起康寧威廉斯塔德港（Koning Willemstad）；他甚至沒問他們在家講什麼語言。對布拉德來說，聖蓋博谷以外的世界是一個廣袤無垠且模糊不清的空間，裡面住滿了「國際學生」——除了膚色與冬裝毛衣的厚度不同外，本質上全部大同小異。

「我們在學校不大跳舞的，」約翰娜聲音很輕。「只有國慶日（Republic Day）會跳民間舞蹈（volkspele）。但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福克……什麼鬼（Volks-what）？」布拉德問道，眉頭微微皺起，隨後發出一陣短促隨意的笑聲。「太酷了，老兄。你們那些詞彙還真是瘋狂。」

新生活的語言現實很快便顯露無遺。

在聖猶達中學，英語是教學語言；然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這四名福爾摩沙人所說的英語，卻成了一種源源不絕、令人困惑的笑料來源。

並非他們聽不懂字詞的意思。福爾摩沙學生從小學七歲起，便由恪守舊制的嚴格教師授課，使用的是開普省教育廳（Cape Education Department）的課本。他們的文法精準無誤，字彙量豐富，拼音更是那種在 colour 裡保留 u、在 organisation 裡使用 s 的紮實英式風格。

但他們的口音卻是另一回事。

他們說話帶著南非高原特有的平扁短促母音、滾動的大舌彈音 r，以及乾脆俐落的節奏感——這種口音在四十年間，又歷經了閩南語柔和母音與日語斷續節奏的皮欽化（creolized）洗禮。此外，他們說話時總是情不自禁地帶有那些標誌性的尾音與語助詞，而這正是任何在橙白藍三色旗（註：舊南非國旗）下長大的人融入骨髓的第二本能。

「哎（Ag），不用了，可以了啦，對（ja），」扎卡里亞斯曾對食堂裡準備再給他舀一勺青豆的工作人員說道。

那位名叫瑪麗亞（Maria）的年長墨西哥裔女工瞪大眼睛盯著他，彷彿他剛才講的是古希臘語。「親愛的，你剛才說什麼？」

「沒有啦，我是說這樣就可以了，謝謝，」扎卡里亞斯修正了自己的話，臉頰微紅。「我吃飽了啦（hey）。」

飯廳裡的美國學生哄堂大笑——倒也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帶著居高臨下、自以為有趣的歡愉，這讓福爾摩沙學生既感到困惑，又心生幾分厭煩。

到了第二週，當他們坐在飯廳的木製長桌旁，吃著索爾斯伯利漢堡排（Salisbury steak）與再製起司的午餐時，布拉德和他兩個朋友走了過來——一個叫陶德（Todd）的水球運動員，和一個梳著高高亮光馬尾、名叫寇特妮（Courtney）的女生。

「老兄，」陶德探身懸在他的薯條盤上方，雙眼以一種奇特而強烈的目光死死盯著吉迪恩的臉。「我得問你個事。沒冒犯的意思，好嗎？但你的口音……簡直……太狂了。」

吉迪恩停下了動作，叉子停在半空中。「我的口音？」

「對啊，」陶德緩緩點頭。「就像是……你一開口，聽起來就跟電影裡的反派一模一樣。你知道吧？像《致命武器 2》（Lethal Weapon 2）那樣。『外交豁免權！（Diplomatic immunity!）』」

他用一種平扁、帶有鼻音的吠叫喊出這句台詞，極其拙劣且卡通化地模仿著喬斯·艾克蘭（Joss Ackland）在兩年前風靡當地影院的電影裡所飾演的南非反派角色。

布拉德和寇特妮笑了起來，但陶德的臉色依舊嚴肅，充滿了一種隨意且毫不自知的興奮。

「說真的，老兄，」陶德繼續說道，完全沒有察覺到福爾摩沙學生之間升起的僵硬沉默。「這太狂了。你看起來像……你知道的，一個亞裔，但你一張嘴，聽起來卻像個納粹。或是黑手黨電影里的傢伙。或是摩天大樓裡的恐怖份子。有一種奇特的電影感。其實挺酷的啦，給人一種……我也不知道，一種江湖聲望（street cred）。」

寇特妮附和道，聲音甜美，卻帶著同樣空白、未經思考的自信。「對啊，就像是……我們知道你們有南非政府什麼的。我們歷史老師跟我們講過。他說那是一個很狂的領地體制。但聽起來真的太怪了。我是說，你們私底下講話真的也這樣嗎？還是只有在學校才這樣講？」

吳愛絲特（Esther Ng）從餐盤前抬起頭來，手中的叉子以一種緩慢而刻意的方式啪嗒一聲放在餐巾紙上。她的臉龐光潔而冰冷，宛如一片玻璃。

「吾等在校恪用英語，乃因其係法定之官方語言；」她開口道，聲音帶有稟報官衙公文般的刺骨精準，讓陶德臉上的笑容瞬間收斂了幾分。「而吾等操持南非荷蘭語（Afrikaans），乃因其為第一官方語言。至若歸家之際，吾等尊奉母語中文。吾等之言語，絕非為博君一粲而演。」

「喔，對啦，當然，」寇特妮連忙說道，臉頰微紅，雖然她依然不明白為什麼，但她意識到自己踏入了危險區域。「不，我知道。我沒有別的意思啦。只是……這真的很不一樣，你知道吧？真的……很有趣。」

美國人以為自己很謹慎——他們用「有趣」與「特別」這類詞彙來緩和衝擊——但對福爾摩沙學生而言，這種對比卻是一場令人心驚且意想不到的震撼。

對吉迪恩與約翰娜而言，南非英語絕非銀幕反派或卡通化傭兵的語言。那是他們生活的語言。那是學校聖經的語言、晨禱讀經的語言，是來自教育廳、前來抽查作業的那些嚴格卻面善的視導官員（inspectors）所使用的語言。那是《公民報》（Die Burger）與南非廣播公司（SABC）新聞播報的語言；那是權威、秩序，以及一種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安分守己的省籍體面之語言。

得知在世界其他地方眼裡，他們的言語聽起來竟像是邪惡的通用諷刺畫——像極了那個享有外交豁免權的電影反派——簡直就像照鏡子時，卻在原本該是自己臉龐的地方看見了一張怪物般的面孔。

「他們什麼都不懂啦，」午飯後走回宿舍的路上，約翰娜向吉迪恩低聲說道，手指像緊握盾牌般死死抓著她的代數課本。「他們以為世界不過就是……他們週五晚上看的一場電影罷了。」

「是啊，既是又非（Ja-nee），」吉迪恩用了這個在英語中找不到對等詞的雙重肯定語。「但沒關係的，約（Jo）。我們又不必看他們的電影。」

隨着語言帶來的衝擊而至的，是必然接踵而來的刻板印象雙頭巨獸。

由於他們具備亞裔外貌，卻又來自南非領地，福爾摩沙學生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極其荒謬且無害的複合式刻板印象之中。

「你會功夫嗎？」第一週體育課時，一個名叫凱文（Kevin）的新生問扎卡里亞斯（Zacharias）。

「不會，」扎卡里亞斯說，帶著乾澀的莞爾看著男孩那張熱切、睜大雙眼的臉龐。「我打英式橄欖球（rugby）。司職鎖鋒（Lock）。」

「橄欖球？」凱文一臉茫然。「那是……用手踢的足球嗎？」

「比較像美式足球，」扎卡里亞斯說，「但沒有護具。而且我們不會每隔五秒鐘就停下來開會討論。」

十分鐘後，在同一個休息室裡，另一個男孩問起了獅子。

「你們家後院真的有獅子嗎？」男孩問道，聲音裡帶著一種郊區孩子純真的敬畏。「我表哥去肯亞旅遊（safari），他說獅子超大隻。牠們會跑進市區嗎？」

扎卡里亞斯嘆了口氣，把頭靠在他的綠色金屬置物櫃上。自從來到加州後，這個問題他已經回答了不下二十次。

「沒有啦，老兄，」他用高地那平淡疲憊的腔調說。「島上沒有獅子。我們唯一的野生動物只有山上的猴子——獼猴——只要你窗戶沒關，牠們就會偷你的橘子。偶爾還有眼鏡蛇。但沒有獅子。最近的獅子在六千英里外的克魯格國家公園（Kruger Park）。」

「但你們的旗幟上有一隻獅子，不是嗎？」男孩死纏爛打。

「那是荷蘭的紅獅，」扎卡里亞斯平淡地說。「那是舊時代留下來的。牠不是真獅子。牠只是……一幅畫。」

問題層出不窮，那是美國人以隨和、毫無自覺的親切所降下的一場持續、綿密的地理認知混亂雨。

他們被問到上學是不是騎斑馬；住的是不是頂著瓦片屋頂的泥土茅草屋；福爾摩沙有沒有電視；以及是不是私下認識中共領導人。約翰娜被問到她祖母有沒有纏足；愛絲特被問到她父親的航運公司是不是用「傳統海賊船」把煤炭運往德班（Durban）。

「簡直就像我們身處博物館裡一樣，」午後休息時間，約翰娜坐在學校陰涼的中庭裡說道，分著吃一包從販賣機買來的鹹椒鹽捲餅（pretzels）。「只是他們不小心把非洲展區和中國展區擺在同一間展覽室裡了。」

「至少他們算有禮貌啦，」吉迪恩翻著他的物理課本說。「他們沒有惡意。只是家裡大概都沒掛地圖罷了。」

「我室友布拉德倒是有張地圖，」扎卡里亞斯嘴裡塞滿了餅乾說。「超大一張，掛 monogram 旁……不對，掛在他的衝浪板旁邊。但那是夏威夷衝浪浪點的地圖。他說如果你想升大學，那是唯一重要的地理知識。」

「他在開玩笑吧，」約翰娜說。

「不，他超認真的，」扎卡里亞斯搖搖頭說。「他對這事認真得要命。他說只要能拿水球獎學金進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他就再也不必越過山脈了。在他眼中，聖費爾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就已經算『北方』了。」

吳愛絲特（Esther Ng）從書本前抬起頭，金筆在紙頁上敲擊出緩慢而帶有貴族氣息的節奏。

「美國人乃是大國之民，」她聲音冷靜而克制。「彼等無須涉獵萬國之知，蓋因其本國之廣袤，已足容納其一切野心與夢想。倘若手握加州，又何須垂青太平洋上一座人人操持荷蘭語與中文之偏狹小島？」

「因為世界正在改變啊，」吉迪恩想起在揚·史密斯機場讀到的報紙。「布爾人（Boers）即將失去執政權，到那時……我們又該身處何方？」

「吾等自當在此，」愛絲特說，目光凝視著遠方被煙霧籠罩的群山天際。「抑或身在溫哥華，抑或身在倫敦。吉迪恩，世界至為廣袤，然汝手中須有購買門票之資。」

然而，在孤立無援之中，他們倒也並非全然形單影隻。

隨著幾週時間過去，他們開始在一間角落的小餐桌找到歸宿——當地學生以一貫禮貌而冷漠的態度稱之為「國際桌」（international table）。

這裡，他們遇到了一些消息稍微靈通的人——跟著家人四處旅行、具備國際視野的美國人，或是來自世界其他角落、知道「福爾摩沙（南非領）」並非銀幕笑話，而是一個擁有自身複雜歷史之真實存在處所的學生。

這裡有朱利安（Julian），一個十七歲的英國男孩，父親是英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的高級貿易專員。

朱利安高瘦蒼白，戴著深色框眼鏡，說著一口尖銳而諷刺的英式英語，與加州在地孩子平扁的鼻音腔調截然不同。他穿著校服帶著一種刻意的邋遢與隨性——領帶拉鬆，襯衫沒塞——散發著一種安靜而知識份子式的優越感，這讓美國人覺得稍微有些刺眼，卻又不知該如何反駁。

「我當然知道福爾摩沙，」某個下午，朱利安靠在椅子上，用鐵湯匙攪拌著紅茶說。「我祖父四八年時在大英帝國外務聖務司（Foreign Office）任職。他就是當年負責與比勒陀利亞當局協商轉讓條約的官員之一。他說那是唯一能結清黃金貸款、又不必向財政部解釋為何把錢全花在戰爭上的辦法。」

「轉讓？（The transfer?）」吉迪恩問。

「對，那場偉大的『大交換』（the grand swap），」朱利安雙眼在鏡片後閃爍著光芒。「當時大英帝國欠了南非人幾百萬鎊的戰時物資債務——煤炭、糧食、開普敦的港口費。而國民黨（National Party）剛在比勒陀利亞贏得大選。他們渴望擁有一塊殖民地——在那個年代，每個像樣的政府都想弄到一塊——而我們正好手握一九二二年從日本人手中奪得、對福爾摩沙北半部的九十九年租約。於是，我們乾脆……把帳本遞了過去。我們說：『拿去吧，老夥計。祝你在熱帶島嶼玩得開心。那裡有樟腦、蔗糖，還有非常棒的煤礦。咱們就此兩清吧。』」

他抿了一口茶，臉龐瘦削而帶著譏諷。「當然，這完全是非法的。中國國民黨當局簡直叫苦連天、大發雷霆，但他們當時忙著輸掉國共內戰，根本無暇他顧；而美國人也不想得罪史密斯（Smuts）的繼任者，因為他們需要來自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的鈾礦來製造原子彈。於是乎，所有人就這樣……視而不見。這就是結果——聯邦（Union）最後的飛地前哨，距離德班六千英里。」

「那不是前哨，」約翰娜聲音很輕，卻極其堅定。「那是我們的家。」

「那是自然，親愛的，」朱利安帶著一種乾澀、世故且絕無陶德那種隨意無知感的親切說。「據我所聞，那還是個非常宜居的家。有絕佳的茶葉。但你必須承認，這多少有點不倫不類，不是嗎？就好像在日式庭園正中央發現了一座鑄有英王皇家花押（monogram）的紅郵筒一樣。」

坐在朱利安旁邊的是柯蘿伊（Chloe），一個澳洲女孩，父親是舊金山澳洲羊毛局的董事。

柯蘿伊活潑親切，有著曬黑的臉龐、金黃的頭髮，以及一口響亮的雪梨口音，這與福爾摩沙學生自己的言語有一種溫暖而熟悉的連結。她知道「躍羚隊」（Springboks）的故事——她的哥哥在新南威爾斯的一家橄欖球俱樂部打球——並且對南半球的體育政治有著模糊卻真實的了解。

「八一年巡迴賽被取消時，我老爸簡直氣炸了，」柯蘿伊在嘈雜的飯廳裡大聲說。「他說政治客把這項運動給毀了。他還記得六九年的巡迴賽——他說躍羚隊是他見過球場上最凶悍的硬漢。他說只要弗里克·杜·普里茲（Frik du Preez）想，他能一口氣把球踢過雪梨港灣大橋。」

扎卡里亞斯的臉龐瞬間亮了起來，雙眼因興奮而放大，宛如熱血的男高生。「弗里克·杜·普里茲！我老爸書房裡有他的照片！是在比勒陀利亞測試賽（test match）後跟雅恩·艾利斯（Jan Ellis）合照的那張！」

「對，就是他，」柯蘿伊帶著真摯如姐妹般的溫暖點頭。「我老爸說他硬得跟舊皮靴一樣。但這真的很可惜，不是嗎？你們被體壇封鎖太久了。因為抵制，再也沒人能跟你們比賽。你們就像被……凍結在冰塊裡一樣。」

「冰塊正在融化了，」吉迪恩想起報紙上的報導。

「嗯，拭目以待吧，」柯蘿伊的神情認真了片刻。「希望如此。我哥說要是躍羚隊回歸，他們必須先在雪梨跟小袋鼠隊（Wallabies）交手。那絕對會是一場世紀大戰，對吧（hey）？」

坐在桌子末端的是高橋健二（Kenji Takahashi），學院裡唯一的日本學生。

健二是一個安靜、有禮貌的十六歲少年，父親是多倫多斯（Torrance）豐田汽車公司的高級主管。他講著一口在東京國際學校學來的精準英語，平時總是低著頭，在午休時間閱讀日文科幻雜誌。

但當他聽到吉迪恩提到「臺北」（Taihoku）時，他抬起頭來，細框眼鏡後方的雙眼清澈透明。

「臺北（Taihoku），」健二用傳統的日文發音念出這個名字，而非學生們平時使用的南非荷蘭語化版本。「我祖父以前也在那裡。在昭和時代。他是鐵道株式會社的技師。」

「鐵路局（Spoorweë）嗎？」約翰娜問。

「是的，鐵路，」健二緩緩點頭。「他在淡水河上架設了鐵橋。他說河面非常寬廣，山頭總是籠罩著白霧。他有一張車站的照片——那是一座帶有板岩屋頂的大型紅磚建築。他說看起來就像東京的車站。」

「那座車站還在喔，」吉迪恩感到與這個安靜的日本男孩之間產生了一股突如其來的溫暖連結。「我們每天早上都從那個車站搭火車去上學。鐵橋也還在，我們叫它『大橋』（Groot-Brug）。」

健二笑了——嘴角勾起一抹微小而有禮的弧度。「那真是太好了，」他說。「我祖父現在年事已高，住在千葉的一棟小房子裡。許多事他都不記得了，但他依然會提起北投（Hokuto）的溫泉。他說泉水聞起來有硫磺與松針的味道。」

「溫泉也還在喔，」約翰娜聲音柔和。「我奶奶膝蓋發冷時就會去那裡泡湯。那裡非常美麗。」

健二點了點頭，隨後看向扎卡里亞斯放在桌上、疊在突襲者隊棒球帽旁的綠色南非護照。

「但旗幟不一樣了，」健二聲音裡帶著一絲溫和、有禮的困惑。「語言也是。我祖父不會講南非荷蘭語（Afrikaans）。他講的是日語和當地的中文方言。他並不知道……南非的事。」

「當時根本沒人知道啊，」朱利安探身懸在餐盤上方，露出刺耳而諷刺的笑意。「這正是大英帝國的奇妙之處，健二。我們做起事來神不知鬼不覺，連住在當地的百姓都沒意識到自己已經被賣掉了，直到新任郵政局長帶著一套全新圖樣的郵票上任為止。」

餐桌陷入了沉寂。

吉迪恩看著他們四個人——知道他們被販賣歷史的英國男孩；知道他們橄欖球球員名字的澳洲女孩；祖父曾為他們興建鐵路的日本男孩；以及自己來自島上的朋友們。

這是一個奇特而支離破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的身份是一幅拼圖，其碎片散落於三大洋與四個世代的殖民歷史之中。對坐在其他桌子、吃著漢堡討論著馬利布（Malibu）水球比賽的美國人而言，世界是一個簡單而明亮的地方，始於沙灘，亦終於沙灘。但對這張國際桌而言，世界卻是一幅由債務、條約、體育封鎖與古老鐵路交織而成的複雜地圖——一幅他們每天早晨醒來時，都必須在腦海中隨身攜帶，才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誰的地圖。

白天的酷熱直到六點才算褪去，太陽終於落入山谷西側的邊緣後方，將白濛濛的煙霧染成一片輝煌而滿是塵埃的橙色，遠看宛如地平線上升起的森林大火。

吉迪恩和約翰娜走過學校的橄欖樹林，鞋子在乾草上踩出沙沙聲。風已經停了，空氣靜止不動，飄散著溫熱泥土與地上腐爛青橄欖那乾澀苦澀的香氣。

他們在一面低矮的石牆上坐下，俯瞰著學校的運動場。

下方，校橄欖球隊正在巨大的白色球場夜照燈下進行練習。隊員們穿著紅白相間的護具，顯得異常魁梧；他們的頭盔折射著強光，彼此碰撞時發出一陣陣沉悶的金屬與塑膠撞擊聲，宛如遠方的鼓聲般在溫熱的空氣中迴盪。在環繞球場的跑道上，穿著百褶短裙的啦啦隊員們正在練習動作，她們的喊聲在黃昏中顯得細碎而富有節律。

「給我一個 S！」「給我一個 J！」「給我一個 U！」

「她們好吵喔，」約翰娜雙手托著下巴說。「明明只是練習而已。」

「這是她們的學校啊，」吉迪恩的手指撫摸著老石牆上的一道裂縫。「她們想讓所有人知道她們在這裡。」

「你覺得我們有一天會變得像她們一樣嗎，吉迪恩？」她轉過頭看著他。「那麼……那麼隨性？那麼毫無負擔與自覺？」

「不會，」吉迪恩緩緩搖頭。「我們的腦海裡有太多的語言了，約（Jo）。如果你會講三種語言，你在開口時就永遠無法不去思考自己正在使用哪一種。你永遠無法只是……張開嘴巴，讓字句像她們那樣隨意飛揚出來。」

「我是不介意那些語言啦，」她輕聲說。「我喜歡中文。還有我奶奶教的日語。但南非荷蘭語（Afrikaans）……在這裡，感覺就像……一件我們必須在夏天穿著的沉重外套。穿著太熱了，但我們又不敢脫掉，因為裡面已經一無所有了。」

吉迪恩伸手摸進口袋，掏出一個從航班上留下來的小巧藍白相間南非航空（SAA）行李牌。金色的躍羚角稍微有些彎曲，但標誌上橙白藍三色的條紋依然鮮豔。

「那不是外套，約（Jo），」他看著那隻小小的金色動物說。「那只是……開門的鑰匙。正是它帶我們離開了那座島。正是它帶我們穿過了揚·史密斯機場。如果沒有它，我們現在還坐在臺北的教室裡，聽著範德韋斯特赫伊森牧師（Dominee van der Westhuizen）講述大遷徙（Great Trek）的故事，順便聽著雨水落在屋頂上的聲音。」

「那現在呢？」

「現在我們在這裡了，」吉迪恩說。「我們在美國。自由的大地。」

他抬頭看向群山。聖蓋博山脈的峰巒不再因煙霧而顯得蒼白；在暮色中，它們變成了深沉滿是塵埃的紫色，山脊在漸暗的天空下顯得陡峭而鋒利。它們看起來無比高聳、無比冰冷，且對腳下那座西班牙風格的小小學校全然漠不關心。

後方的宿舍裡，沉重的橡木門嘎吱一聲開了，扎卡里亞斯的聲音傳遍了溫熱、飄散著橄欖香氣的空氣。

「吉迪恩！約翰娜！快進來啦，老兄！布拉德把音響搞好了！他在放沙灘男孩（Beach Boys）的新卡帶！」

吉迪恩站起身來，把行李牌放口袋，向約翰娜伸出了手。她握住他的手，手指在他的掌心中溫熱而乾爽，帶著一抹微小安靜的微笑從石牆上站了起來。

「走吧，」吉迪恩開口道，聲音降了下來，帶著島上那種專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柔和流暢語調。「咱們去聽聽美國人都在唱些什麼吧。那一定非常讚（lekker），對吧（ja）？」

「對啊（Ja），」她的笑聲在加州的暮色中清亮而柔和。「那一定非常讚（lekker），吉迪恩。」

他們穿過橄欖樹林走回宿舍那明亮黃色的窗戶前，腳步輕盈地踏在乾草上，任由那座紫色的雄偉群山漸漸隱沒於寂靜的西方夜色之中。

粉筆與其說是在黑板上記錄，倒不如說是在尖銳地抗議。它在黑板的綠色石板面上劃出一道高亢乾澀的刺耳聲響，讓第一排那些非華裔的學生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柯扎卡里亞斯（Zacharias Ko）站在黑板前，寬闊的雙肩微聳，右手死死捏著一小截白色無塵粉筆。他正在寫「你」這個字。

他寫的不是聖蓋博谷裡其他所有學生——甚至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從北京出發的每一個現代中文使用者——所使用的那個只有簡單七畫的「你」字。相反地，他的手宛如老舊發條玩具般，帶著一種僵硬而自動的精準度，一筆一畫執行著整整十七畫。他先寫下單人旁，接著寫上複雜古老的「爾」。

他把「你」寫成了「儞」。

當粉筆劃下那最後一道精細的鉤筆時，扎卡里亞斯的右肩不自主地微抽了一下。那是一種幻肢般的條件反射，是來自臺北「揚·範里貝克高中」（Die Hoërskool Jan van Riebeeck）那濕冷教室裡的肌肉記憶——在那裡，諾德先生（Meneer Naudé）——那位在「非歐裔教育廳」（Department of non-European Education）任職二十年、來自奧蘭治自由邦的殖民地視導官（inspector）——的陰影總是籠罩在黑板旁。諾德先生手裡總是拿著一把三十公分長、重硬拋光的桔開木（kiaat）木尺，只要有哪個男孩敢陷入白話字那種「懶惰且現代主義式的俗濫簡化」，他絕對會毫不猶豫地朝那孩子的指節抽下去。

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即宏大行政規劃陷入高潮與狂熱的歲月中，比勒陀利亞「有色人種與亞裔事務廳」（Department of Coloured and Asiatic Affairs）裡某位早已被遺忘的文字學家突然認定，現代中文書寫已被自由派、五四改革者以及共產黨紅衛兵所污染腐化。為了捍衛「中華民族靈魂」（die volksiel），該部門正式下令：福爾摩沙領地內的所有學校課本，必須嚴格恪遵公元 1716 年《康熙字典》的正字法標準。

這個比勒陀利亞的瘋子——他在一生中除了在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的圖書館之外，可能壓根沒親眼看過半個漢字——擅自判定華人在過去五百年來一直都在用錯誤的方式寫自己的語言。於是，該領地的孩童們被迫額外死記硬背數以千計的繁複筆畫，書寫那些早在明朝滅亡後便已作廢古舊、沉重繁雜的異體字。

「非常好，扎卡里亞斯，」陳老師在講台旁說道。

她是一位優雅的中年華裔美國女性，在聖猶達中學任教 AP 中文課程已有十個年頭。她盯著黑板上那個宛如十七畫巨山般的字體，眼神裡交織著專業上的讚賞，以及一種安靜而忍俊不禁的困惑。

「你的筆順……無懈可擊，」她的聲音柔和，帶著某種乾澀而溫和的調侃——福爾摩沙學生很快就學會了欣賞這種調侃。「不過……這大概過時了三百年。如果你把這個字寫在信裡寄給上海的表親，他們大概會以為你是從清朝大院裡冒出來的鬼魂。」

教室後排傳來一陣壓低音量的集體竊笑，那裡坐著當地的亞裔美國後代學生（heritage students）。

班上有六個這樣的學生——大多來自一兩代以前便落腳在聖馬利諾（San Marino）與阿卡迪亞（Arcadia）高檔郊區的高社經香港移民家庭。他們選這門課只是為了「甜過、輕鬆拿 A」，並以一種結合階級優越感與強烈政治不爽的奇特防衛心態看待這四名福爾摩沙人。

對他們而言，這群福爾摩沙人簡直是活生生的荒謬矛盾體。他們明明長得一模一樣——同樣的黑髮、同樣的白皙肌膚、同樣的眼型——講起中文來卻像博物館展品，講起英文來又帶著一股英劇裡殖民地官員般的腔調。

「不好意思，陳老師，」陳艾伯特（Albert Chen）雙手環抱在他那件 Tommy Hilfiger 針織衫前，靠在椅背上開口。艾伯特是高年級生，頭髮用髮摩斯梳成帕薩迪納（Pasadena）鄉村俱樂部裡最流行的完美三七分頭。「但……這真的是對的嗎？我老爸說只有寫廟宇對聯的人才會用那種字。這感覺……超級奇葩（super weird）欸。」

吉迪恩（Gideon Lin）從中間排的課桌回過頭。「此乃標準正體，」他聲音平淡，帶有那種俐落短促的南非英語腔調——這是來自納塔爾（Natal）蔗糖莊園「英裔南非人」（souties）的腔調，雖然沒有南非荷蘭語鄉村地區那種沉重喉音母音，但依然是極具辨識度的南半球風格。「此乃首都（Hoofstad）教育廳所呈定之規範。」

「首都（Hoofstad）？」艾伯特重複道，聲音裡帶著誇張而戲劇化的茫然，逗得後排的朋友一陣哄笑。「你是說比勒陀利亞嗎？不是欸，憑什麼非洲一群白人阿伯能決定你們中文要怎麼寫啊？」

這問題並非出於求知；這不過是某種身分階級博弈（status game）的起手式。

對聖猶達中學裡那些極度政治化、充滿身分認同意識的亞裔美國學生而言，南非領「福爾摩沙」的存在是一個令人無法接受、混亂又尷尬的事實。他們是開始在當地大學吸收「族群研究」與「反帝國主義團結」論述的第一代人，他們一點也不喜歡被眼前的「當事對象」提醒：自己祖先的島嶼目前竟被一個國際賤民國家（pariah state）當成未合併的附屬領地（dependency）在治理。

他們希望這群福爾摩沙人充當受害者。他們希望這些人是哭泣受壓迫的同胞，能加入他們反抗西方霸權的抗議行列。但福爾摩沙學生壓根拒絕配合演這齣戲。他們太安靜、太有禮貌，而且對自己的處境表現出一種令人驚訝的冷靜與從容。

「彼等之所以能作此裁決，」吳愛絲特（Esther Ng）坐在靠窗的位置開口，聲音冰冷而銳利如針，「蓋因彼等支付了學校之經費。爾等若欲獲取課桌之蘭特（Rande，南非幣），便須書寫此等添筆之字。此乃至為單純之交易。」

陳老師清了清嗓子，用鐵湯匙輕敲綠茶馬克杯以維持秩序。「謝謝妳，愛絲特。現在，我們來看下一組單字表。扎卡里亞斯，你可以請回座了。」

扎卡里亞斯走回課桌，把手上的白色粉筆灰往褲子上擦了擦。

黑板上，在他那個巨型「儞」字旁邊，列著他們為早晨翻譯練習準備的單字表。這張單字表宛如一座歷史怪奇展覽館。

當現代學生寫著「老師」時，福爾摩沙學生寫的是帶有古典尊稱意涵的「先生」；當美國學生寫「政府」時，福爾摩沙學生寫的是「衙門」；火柴永遠被稱為「洋火」；店家老闆是「掌櫃的」；而當吉迪恩撰寫正式文章時，他自稱不是「我」，而是「鄙人」。福爾摩沙學生從不使用「她」，無論主詞男女一律寫作「他」；句尾習慣用「罷」而非「吧」，用「麼」而非「嗎」。這一切看起來著實有些荒謬滑稽。

對班上那些非華裔的美國孩子——三個水球隊的白人男孩，以及一個想當外交官的安靜猶太女孩——而言，這整件事簡直是一場源源不絕的人類學奇觀。反正他們本來就覺得中文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密碼，而福爾摩沙人用整整多出一倍的筆畫來書寫，只讓這種語言看起來更具令人震撼的古老氣息。

「簡直像在寫拉丁文一樣，」水球隊員之一、高三叫戴夫（Dave）的男孩向朋友低語。「感覺……硬核到爆（super hardcore）欸。」

放學鐘聲響過後，午後的酷熱如同一層厚重黃沉的塵土毛毯，重重籠罩在聖蓋博谷上空。

艾伯特（Albert）、葛瑞絲（Grace）以及其他幾個亞裔美國學生邀請福爾摩沙學生一同前往山谷大道（Valley Boulevard）上新開的一家咖啡館共進午餐。那是當地最早出現的「粉圓茶（tapioca tea）」專賣店之一——即將席捲整座山谷的「波霸狂潮」先驅——也成了郊區富裕的亞裔二代放學後最時髦的聚集據點。

店內涼爽昏暗，瀰漫著炸雞皮、五香粉以及黑糖糖漿甜膩沉重的香氣。

黑牆上掛著一面茶壺形狀的大型綠色霓虹燈牌，櫃檯後方的喇叭飄出香港流行音樂。當地的學生坐在高背卡座裡，把 Tommy Hilfiger 和 Guess 夾克隨意甩在椅背上，手裡捧著裝滿奶茶與肥碩黑粉圓的巨型玻璃杯。

「所以啦，」當他們在靠窗的長條美耐板桌旁坐下時，艾伯特開口道。他正用一根粗藍色塑膠吸管攪拌著奶茶，雙眼死死盯著吉迪恩（Gideon）的臉。「我老爸說你爸在山裡做檜木出口。話說回來，你們需要向南非政府納稅嗎？還是他們直接……用搶的（take it）？」

吉迪恩整了整領口。儘管天氣炎熱，他依然穿著灰色的學校針織毛衣（jersey），因為母親那句關於「教室裡風涼」的叨念至今仍在腦海中迴盪。

「吾等向『領地歲入基金』（Territorial Revenue Fund）依法納稅，」吉迪恩開口，聲音帶有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風格英語——短促、精準，帶著清澈俐落的母音，在美國人耳中聽起來簡直像個在陽光下曬了太久的 BBC 新聞播報員。「該基金由臺北（Taihoku）度支財政當局統籌經理。稅課大半留於島內，充作鐵路、港口與林務署之經費支出。」

「但總督（Governor-General）是白人，對吧？」葛瑞絲問道。

她是高二生，留著一頭光亮鮑伯頭，脖子上戴著一條精緻的金十字架。她在學校的多文化社團裡非常活躍，過去一整週都在試圖說服約翰娜（Johanna）簽署一份請願書，抵制當地銀行販售南非金幣（Krugerrands）。

「是的，」約翰娜聲音很輕。「普雷托里烏斯博士（Dr. Pretorius）。他在前來履職之前，曾於比勒陀利亞（Pretoria）擔任內閣部長。」

「那你們還得唱他們的國歌嗎？」葛瑞絲問道，聲音因某種真實的政治義憤而拔高。「像是《呼喚》（Die Stem，南非舊國歌）？那首寫群山和大海的歌？這真的超……殖民心態的（colonizing）。」

約翰娜低頭看著自己的那杯茶。「我們每天早上朝會都要唱。在主禱文之後。這就……只是我們的日常罷了。其實曲子挺好聽的，非常莊嚴。」

艾伯特發出一陣短促諷刺的冷笑，搖著頭露出誇張而不置信的神情。「我的天啊，約翰娜。妳根本……被洗腦了吧。他們讓妳去唱那些在約翰尼斯堡壓迫妳同胞的人的歌曲，妳居然還覺得曲子『挺好聽』？」

扎卡里亞斯（Zacharias）臉頰微紅，下巴緊繃，把玻璃杯啪嗒一聲重重扣在美耐板桌面上。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艾伯特，」扎卡里亞斯說，聲音沉了下來，帶有島上英語那種更深沉、富有節奏感的抑揚頓挫。「你又沒住在那裡。你住在帕薩迪納（Pasadena）。你以為世界不過就是……電視上的抗議遊行罷了。在島上，柏油路鋪得極好。火車準點發車——從臺北（Taihoku）到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每二十分鐘就有一班。你要是去中國大陸，路上全是泥巴，火車動不動就誤點二十個小時。我們的火車是由南非國家鐵路局（Spoorweë）營運的。那是全亞洲最頂級的鐵路網絡。」

「哇，太棒了，」艾伯特嗤之以鼻。「火車很準點。墨索里尼當年也是這麼說的啦，扎克。這根本是經典的法西斯藉口。」

「此事之所以成辦，」吳愛絲特（Esther Ng）冷冰冰地開口，手中的金筆在筆記本上輕敲，「蓋因破壞公用軌道於本領地乃屬絞刑之死罪（hanging offense）。」

餐桌瞬間一片死寂。

當地的美國學生瞪大眼睛盯著她，手裡的茶杯僵在半空中。

「福爾摩沙境內並無『民族之矛』（MK，南非國康叛亂武裝）前來炸毀電廠，」愛絲特繼續說，眼神以一種平靜而帶著貴族式漠然的目光直視艾伯特的臉。「臺北（Taihoku）的郵局亦未見炸彈狼煙。交通部長與國家鐵路網（Spoornet）對運煤專線之安危絕不心存僥倖。若有人意圖毀損鐵道，三個月內便須押赴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之絞刑台。此乃維繫市容整潔、政基穩固至為奏效之法。」

「這……這太可怕了，」葛瑞絲低語，手不自主地撫上頸間的金十字架。「你們居然在討論……為了破壞公物而處以死刑？」

「那非僅是破壞公物，」吉迪恩平靜地說。「此乃全島命脈所繫。若煤炭無法運達淡水電廠，冷凍庫即刻停擺；冷凍庫若停擺，漁獲隨之腐敗；漁獲若腐敗，三萬戶人家便無以為米。於吾等而言，鐵路絕非單純之產業公物，乃是吾等口中之糧食。」

美國學生面面相覷，臉上充斥著混合了惱怒與奇特防禦性困惑的神情。

他們原以為福爾摩沙人會是受害者——反叛、憤怒，迫不及待地想加入他們，站在舒適的郊區咖啡館裡一同譴責比勒陀利亞政權。然而，他們此刻聽到的，卻是三個說話像務實、微帶犬儒色彩的公務員般的青少年，正用一種冷靜且公事公辦的語氣，討論著殖民地鐵路的效率與絞刑台的必要性——那語調與他們的父親討論木材價格時簡直如出一轍。

食物端了上來——一盤盤鹽酥雞、地瓜條，以及一小籠一小籠蒸騰著熱氣的蒸餃。

幾分鐘內，隨著眾人動筷動叉，桌上的緊張氣氛稍微緩和了些。然而，兩群人之間的文化鴻溝實在太深，絕非區區幾塊炸雞所能撫平。

「我老爸說南非的白人全都是……你知道的，怪物啦，」艾伯特嘴裡塞滿地瓜條說。「他說他們根本是世界上最種族歧視的人。欸，他們去島上時都怎麼對待你們啊？會逼你們分開用廁所嗎？」

「島上的白人只有一萬左右，」約翰娜說。「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山上（Bergvliet），因為他們受不了盆地裡的潮濕。我們只有去政府衙門或銀行時才會碰到他們。」

「而且彼等禮數甚周，」吉迪恩補充道。「若真要說，甚至……客氣得有些過分了。彼等與吾等父輩交談時極講究禮節（formaliteit）。稱呼彼等為『閣下』（Meneer）與『先生』（Sian-sing），絕不使用彼等在約翰尼斯堡稱呼當地人的那些用語。」

「那只是因為他們需要你們罷了，」艾伯特說。

「彼等自然需要吾等，」愛絲特開口。「而吾等亦需要彼等。此乃至為務實之互惠安排。吾父常言，布爾人（Boers）猶如天時：汝既無法移天易日，亦無法與天理論，便唯有購一頂好傘，學會在雨中種稻罷了。」

她伸手探入包包，取出一個藍色小塑膠盒，從中抽出一雙筷子。

筷子由沉重的白漆製成，上面飾有雅緻卻帶點滑稽的紅色寶塔與小龍圖案——這是 1960 年代西洋飯店裡風行一時、帶著微妙東方主義風格的經典設計。然而，在每根筷子的側邊，卻用小巧俐落的藏青色字體印著兩行字：

COURTESY OF THE SAA

MET KOMPLIMENTE VAN DIE SAL

（南非航空敬贈）

艾伯特的雙眼死死盯著那雙筷子，手中的叉子停在盤子上空。他的臉色沉了下來，雙眉因突如其來的強烈政治義憤而緊鎖。

「我的天啊，吉迪恩，」艾伯特用叉子指著那雙筷子說。「你居然在用……南非航空（SAA）的筷子？那種國營航空的？幾乎被全世界所有機場禁飛的那家公司？」

吉迪恩低頭看了看手裡的筷子。「是的，」他語氣溫和。「這是我從航班上留下來的。質地極佳，木頭結實，洗了也不會掉漆。」

「這……這根本是不可理喻的挑釁，」葛瑞絲說，聲音微微顫抖。「你難道不知道南非航空（SAA）是……種族隔離（apartheid）的象徵嗎？現在紐約那邊都有人在他們辦公室門口抗議，你居然拿他們的筷子來吃午餐？你這根本是在……公然炫耀。」

吉迪恩看了看白漆筷子，又看了看葛瑞絲的臉。他感到一股疲憊的微慍從胸中升起。對他而言，這雙筷子不過是一趟差點把他累死的三十六小時航程中留下的實用紀念品。它們讓他想起安靜整潔的機艙、高挑空服員身上薰衣草香水的氣味，以及那帶有巴達維亞風味的甜黃米飯。

然而對葛瑞絲與艾伯特而言，這件無害、甚至有點滑稽的航空公司設計品，卻是某種巨大、宇宙級邪惡的象徵——一種必須以道德義憤來強烈譴責的公然挑釁。

「葛瑞絲，這不過是一雙筷子罷了，」約翰娜柔聲說道，聲音裡帶著一股輕柔、如姊妹般的憐憫，讓葛瑞絲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又不是槍。航空公司又沒拿筷子去傷人。」

「重點在於『幫兇行為』（complicity）！」艾伯特探身懸在桌上方，聲音拔高。「你們根本……完全就是共犯。你們聽起來……聽起來就像在抱怨嚴父的小孩，而不是法西斯國家的受害者！當黑人城鎮（townships）裡有人在死去時，你們居然還在吹捧柏油路有多好、國歌有多好聽？！」

「約翰尼斯堡的城鎮區（townships）確實有人在死，」扎卡里亞斯開口，聲音沉為一種低沉危險的轟鳴——他在揚·範里貝克高中的橄欖球教練每次都會拿這聲音向對手提出警告。「但臺北（Taihoku）的街區沒有人在死。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太平。而且我們不需要幾個來自帕薩迪納（Pasadena）的傢伙來指教我們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

他往前探身，臉龐逼近艾伯特。

「還有，如果你以為布爾人（Boers）寫不出好歌，你真該去聽聽卡莉克·克伊津坎普（Carike Keuzenkamp）。《迪亞士》（Bartlomeu Dias）超洗腦的好不好（hey）。我姊在家有一張她的黑膠唱片，每天下午都放。連我阿嬤都會唱歌詞。比你們這間店電台放的垃圾音樂好聽多了。」

艾伯特張大嘴巴瞪著他，徹底被眼前這一幕給震懾得說不出話來——一個華裔青少年，居然站在聖蓋博谷的波霸奶茶店裡，義正辭嚴地護航一位南非荷蘭語（Afrikaans）流行歌手的音樂才華，這種場面簡直荒謬突兀到了極致。

午餐在一片僵硬而客套的沉默中結束。

當地的亞裔學生迅速而安靜地掏出幾張美金湊齊茶錢，動作帶著一絲自覺與拘謹。他們沒有邀請福爾摩沙學生一同前往阿卡迪亞（Arcadia）購物中心看電影；當走進山谷大道（Valley Boulevard）滾燙乾塵的陽光下時，他們神色間帶著如釋重負的輕鬆，急促地走向各自乾淨的新喜美（Honda Civic）轎車。

吉迪恩、約翰娜、扎卡里亞斯與愛絲特站在沙沙作響的棕櫚樹下，凝視著車輛駛入車流之中。

「他們氣壞了呢，」約翰娜說，抬手遮擋著白煙霧反射出的刺眼強光。

「彼等非怒也，」愛絲特淡淡說道，將她的南非航空（SAA）筷子滑回藍色塑膠盒中。「彼等不過……羞愧罷了。彼等傾其家財購置華服典籍，亟欲證明自身如何克紹箕裘、傳承中華文化；然一朝與吾等相遇，方知己身竟連『你』字皆無法精確書寫、誤漏百出。」

「是天候使然，」吉迪恩仰望高聳灰濛的群山說。「此處空氣太過乾燥，易使人心生雜念，過度反求諸己。」

他轉向扎卡里亞斯，嘴角勾起一抹微小而苦澀的微笑。「扎克，你不該提卡莉克·克伊津坎普（Carike Keuzenkamp）的啦。艾伯特剛才那模樣，看起來簡直要把奶茶往你臉上砸。」

「哎（Ag），但那就是事實啊，對（ja），」扎卡里亞斯肩膀放鬆了下來，發出一陣低笑。「《迪亞士》（Bartlomeu Dias）真的是首好歌啊。我姊整天都在放。布爾人（Boers）其實滿會寫洗腦神曲的，你知道嗎？就算……風格古板了點就是了。」

「他們確實古板，」約翰娜附和道，當他們開始向學校走回時，她的聲音很輕。「我的理化老師，范任斯堡閣下（Meneer van Rensburg）……吉迪恩，你還記得他嗎？」

「穿卡其襯衫的那位？」

「對啊，」她說。「下午上實驗課時，相對濕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八，我們課桌上的紙張濕得像破抹布一樣，他總愛站在理化大樓的窗邊。他是個身材極為高大的男人，來自奧蘭治自由邦（Free State），汗流椟背到兩點鐘時領口已經全黑了。但他從不解下領帶，也絕不解開最上面的扣子。他就只是拿著木尺站在那裡，用他那極其端莊正式的英語，解釋著樟腦油的化學結構。」

她低頭看著人行道上乾枯多塵的碎石。

「有一次下課後我問他，為什麼不把領帶解下來。我說：『閣下（Meneer），這天候著羊毛實在太熱了。』他用他那雙冰冷的藍眼睛盯著我說：『陳小姐（Mejuffrou Tan），倘若吾等在赤道之下解開領帶，不過二十四小時，叢林便將入侵教室。吾等必須堅守規範，此乃吾等對國家之天職。』」

她輕輕發出一聲帶有懷舊意味的嘆息。「他那時簡直像要在太陽下融化了一樣。白人本來就不該在離赤道這麼近的地方搞殖民地啦，真的。但他絕不願滿足我們、向我們低頭承認這一點。他寧可穿著羊毛領帶被熱死，也不願讓我們看到他狼狽抹汗。」

「彼等具有極強之尊嚴感，」吉迪恩說。

「對啊，」約翰娜說。「而我們也因此尊重他們。對艾伯特來說，這叫『幫兇行為』。但對我們而言……那不過就是范任斯堡閣下（Meneer van Rensburg）罷了。他是一位好老師，輔導我們通過了會考（matriculation exams），而且他從不抱怨下雨。」

他們步入聖猶達中學的大門，西班牙式建築的紅瓦屋頂在傍晚的餘熱中閃耀。

噴水器剛好開啟，銀色的水花如扇面般展開，在綠色草坪上灑下一道道微小的油畫彩虹。草地附近的空氣濕涼，散發著潮濕泥土與藍花楹花朵乾甜的香氣。

吉迪恩伸手摸進口袋，感受到了父親在機場給他的紅包袋（hongbao）。它依然在那裡，緊挨著他那本綠色的領地護照，上面的燙金字樣雖然有些褪色，卻依然清晰整潔。

他想起了家鄉——草山（Grasberg，即陽明山）潮濕翠綠的山丘、萬華紅磚廟宇下在季風中搖曳的燈籠、漆成亮橘色且鑄有英王皇家花押（monogram）的整潔郵筒，以及每週四下午破雲而出、載著他們遠離家園的黑色沉重南非航空（SAA）波音客機。

那是一個奇特、混血且被世界遺忘的角落，但那是屬於他們的土地。在那裡，他們學會了用十七畫書寫「儞」字，學會了以沉靜莊嚴的敬意吟唱《呼喚》（Die Stem），學會了用南非航空的筷子品嚐黃薑飯。對那些坐在乾淨新車裡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的人生是一個無法接受、充斥挑釁的異類存在；但對這四位在沙沙作響棕櫚樹下走回宿舍的福爾摩沙少年而言，這不過是命運賜予彼等前行之道路——一條漫長、極其複雜，但彼等將恪守自身安靜規範，堅定不移走到底的道路。

104 號教室黑板頂端掛著的那幅可捲式非洲大陸地圖早已過期。

它於 1982 年在芝加哥印製，亮面亞麻襯底的表面是一塊塊明亮而樂觀的彩色拼圖，再也無法對應這片土地現實的苦難。西南非洲仍被標記為與南非相同的淡英式粉紅色，僅簡單標註為「西南非洲（南非委任統治地）」（South-West Africa (S.A. Mandate)），即便納米比亞已於前一年春天慶祝了獨立。安哥拉與莫三比克則被塗上深沉的社會主義赤紅，暗示著一種穩固的意識形態穩定——即便這兩個國家在經歷了十五年的叢林拉鋸戰、地雷洗禮以及鐵路系統緩慢而痛苦的崩毀後，早已被啃得隻字不剩、剩下一副白骨。

聖猶達中學（St. Jude’s Academy）資深歷史教師湯瑪斯·凡斯（Mr. Thomas Vance）先生手握木製教鞭，站在地圖前。

他年近六旬，面容溫和、滿布皺紋，稀疏的灰髮散發著下課休息時在車裡抽煙的菸草味，一身皺巴巴的斜紋軟呢外套似乎與聖蓋博谷秋天乾燥且霧霾充斥的酷熱格格不入。他花了三十年時間向加州郊區的孩子們講授帝國興衰，而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裡他早已明白：大多數學生只把歷史當成某種步調緩慢、發生在別處的古裝劇，劇中角色不知為何全都嚴肅無比，而且死透透了。

然而今天清晨，當他望向第一節 AP 世界史課堂時，心中突兀地升起一陣銳利而不安的教學焦慮。

坐在第三排、筆記本敞開、鋼筆蓄勢待發的，正是那四名福爾摩沙學生：吉迪恩（Gideon）、約翰娜（Johanna）、扎卡里亞斯（Zacharias）與愛絲特（Esther）。而在他們旁邊，坐著法蘭索瓦·杜·托伊（Francois du Toit）和莉澤爾·範·齊爾（Liezl van Zyl）——兩名白人南非寄宿生，他們的家族為了躲避比勒陀利亞（Pretoria）那山雨欲來、莫測變幻的政局轉型，將他們送到了加州。

今日的課題是「非洲去殖民化：1957–1990」。

凡斯先生看了看自己的教案。該教案圍繞著麥格勞-希爾（McGraw-Hill）出版的標準教科書編寫，將歐洲在非洲統治的終結描繪成一系列朝向民族自決、整齊而不可避免的步驟。課文提及了哈羅德·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著名的「變革之風」（Wind of Change）演說、泛非主義運動的崛起，以及迦納與奈及利亞的和平權力交接。這是一種舒適且自由派的敘事，帶著贏家輕鬆自信的筆調寫就——畢竟這些贏家從未需要親自防守卡普里維地帶（Caprivi Strip）的農場，也不必向人解釋為什麼自己的孩子正被強迫學習以清朝風格書寫中文。

他以一種突如其來的疲憊與確信意識到：若他只是照本宣科，這堂課絕對會當場翻車。

南非學生與福爾摩沙學生對非洲的理解絕非出自教科書。他們的理解是土氣、防禦性極強且深具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這種世界觀塑造於「基督教國家教育」（Christian National Education）的教室裡，在那裡，歷史並非對進步的探索，而是一場捍衛西方文明、抵禦蘇聯擴張與部落混亂「全面進攻」（Total Onslaught）的漫長英勇防禦戰。

若他不正視這隻「房間裡的象」（elephant in the room），這隻大象終將無情踩碎他的教學大綱。他決定主動出擊。

他放下木製教鞭，轉身面對全班，臉上帶著溫和而鼓勵的微笑。

「在我們探討教科書中關於英法兩國撤離非洲的記載之前，」凡斯先生開口，在暖和的教室裡，他的聲音不大卻字字清晰，「我希望大家花點時間，看看其他地方是如何研究這些歷史事件的。我們班非常有幸，能有幾位……比我們大多數人都更切近這些歷史的同學。」

他看向坐在靠窗位置的吉迪恩。

「吉迪恩，」凡斯先生說，語氣輕鬆宛如閒聊，毫無施壓之意。「在臺北（Taihoku）的歷史課上，是如何教授非洲去殖民化的？教科書又是如何向你們描述歐洲帝國的終結？」

吉迪恩停頓了一下，鋼筆停在橫格紙上。他看了看凡斯先生，又看向約翰娜，後者向他微微點頭鼓勵。

「啟稟先生，」吉迪恩開口，聲音帶有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風格英語——俐落、精準，完全沒有布爾人（Afrikaners）那種沉重滾動的母音——「教科書將其歸咎於……意志之喪失（failure of nerve）。」

教室裡頓時一片死寂。

那些美國學生——其中大多數剛才還昏昏欲睡地抬頭盯著課桌，或是無聊地旋轉著鋼筆的塑膠筆蓋——紛紛抬起頭來，注意力瞬間被「意志」（nerve）這個字眼給勾了起來。

「意志之喪失？」凡斯先生重複道，雙眉微揚。「怎麼說？」

「課本有云，」吉迪恩平靜且公事公辦地解釋道，「歐洲諸邦——尤以英法兩國為甚——二戰之後大勢已去、筋疲力竭。彼等失卻治理之意志，遂倉促撤離。為討好美國與聯合國，竟將結構極其複雜之社會行政大權，輕率轉交予毫無治國經驗之政治團體。」

「那麼根據你們的課本，結果如何？」凡斯先生問，手中的粉筆已在黑板前蓄勢待發。

「其結果乃是動亂（the chaos），」吉迪恩說，語氣帶著領地內極為常見的那種平鋪直敘而沉重的強調。「課本向吾等展示一九六〇年的剛果地圖、一九六七年的奈及利亞，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安哥拉。課本向吾等昭示，殖民權威一旦抽離，如何演變成部落內戰、基礎設施崩解，以及蘇聯勢力如何藉由古巴與東德代理人擴張。」

他低頭看著筆記本，手指沿著頁脊邊緣劃過。

「吾等之課本昭示，」他繼續說道，「南非乃唯一未曾喪失意志之國度。課本有云，南非藉由維繫國家之權威、捍衛西南非洲之邊境，遂於赤色蘇聯、中國與黑色混亂之汪洋大海中，死守住了一隅秩序與西方文明之火種。」

美國學生瞪大眼睛盯著他。

對他們而言，這聽起來簡直就像在聽一位一生都在萊茵河前線度過的頑固羅馬百夫長朗讀羅馬史。它帶著一股土氣、毫無愧色地以歐洲為中心，且與他們在晚間新聞裡聽到的任何內容完全背道而馳。

然而，這話語卻又帶有一種奇特的說服力。那是一個邏輯自洽的世界——一個由規則、邊界與明確敵人構成的世界，完全沒有他們自家教科書裡那套含糊空洞、居高臨下的道德說教。

「這一切全是為了防禦共產主義（the communism），」扎卡里亞斯插話道，聲音比吉迪恩更為沉低且富於節奏。「老師，課本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中國的五四運動、北京的紅衛兵，還有安哥拉的人民解放運動（MPLA）——說到底全是同一回事。這就是『全面進攻』（Total Onslaught）。你看，他們想切斷好望角周邊的海上航線。要是讓他們拿下南非，西方就再也拿不到石油了。所以布爾人（Boers）必須挺身奮戰。他們別無選擇。」

凡斯先生在黑板上寫下「全面進攻」（Total Onslaught）這幾個字，粉筆灰散落在綠色石板上，發出輕柔而清脆的聲響。

「這是個非常強烈的概念，」凡斯先生轉身面對全班說道。「在比勒陀利亞（Pretoria）的視角裡，全世界都陷入了一場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全球總博弈，而南非正是這場對抗在南半球的定海神針。這種觀點在冷戰時期相當普遍。但當地的原住民呢，扎卡里亞斯？課本是如何呈現黑人多數群體的訴求的？」

扎卡里亞斯聳了聳寬闊的肩膀。「課本說他們是……那字怎麼說來著……被受煽動（beïnvloed，受外力影響/唆使）。被外來的煽動份子給影響了。課本說要是沒有外人插手，傳統部落酋長與平民百姓本來非常和平，只想安分待在自己的領地（territories）過日子。但那些共產黨人從歐洲的大學跑過來，給他們發槍發傳單，接著禍端就來了。」

幾個美國學生笑了起來——那是一種短促、被逗樂的笑聲——但並非出自憤怒。那是一種發現這種解釋竟如此簡單天真而發出的笑聲，就像在聽童書冒險故事一樣。

「這根本……泰山故事吧，」一個叫布萊德（Brad）的男孩向朋友低語。「這感覺……超級老派（old-school）欸。」

法蘭索瓦·杜·托伊（Francois du Toit），那個白人南非男孩，在座位上挺直了身子。他十七歲，身材高大魁梧、帶有運動員氣質，留著短金棕髮，顴骨寬闊，身上帶著某種曾在比勒陀利亞名校擔任級長（prefect）的男孩獨有的安靜、有禮且自信的氣場。

「那不是泰山故事，布萊德，」法蘭索瓦開口，語氣客氣卻帶有堅定而安靜的威嚴，讓布萊德臉上的笑容瞬間一僵。「那是真實發生的事。我哥科布斯（Kobus）八七年在軍中服役。他是步兵中尉，在卡普里維地帶（Caprivi Strip）和安哥拉南部待了十八個月。他親眼看過古巴人，兄弟。他們開著蘇聯戰車、帶著蘇聯飛彈，試圖渡河協助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奪取我們的西南非洲。那可不是在拍電影。」

教室裡頓時安靜了下來。

提到一位哥哥——一位年僅十九歲、曾真正踏上那片黑暗大陸神祕戰場奮戰過的親哥哥——讓這堂課的氣氛驟然劇變。這不再是一場關於「歷史學視角」的抽象討論，而是一個關於士兵、戰車以及實體戰場上滾燙紅塵的故事。

「法蘭索瓦，你哥哥當時人在安哥拉嗎？」凡斯先生柔聲問道，木教鞭停在講台上。「你能告訴我們……那是什麼樣子嗎？士兵們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使命？」

「回老師的話，他們將其視為天職，」法蘭索瓦開口，聲音帶有布爾人（Afrikaner）那種自豪而富於節奏感的抑揚頓挫——來自北部高原地區硬朗的 r 音與清脆俐落的母音。「那時人人皆須服役。滿十八歲就得服兵役（national service）。不像這裡可以自由選擇，如果不去，就會被關進軍營監獄兩年。所以，大家都去了。」

他身子前傾，雙手在課桌上交握。

「我哥那排當時駐紮在馬明加（Mavinga）附近，」法蘭索瓦說，眼中閃爍著平靜而懷舊的自豪。「他們與『安盟』（UNITA）——也就是當地反抗共產黨政府的安哥拉反抗軍——並肩作戰。他說叢林茂密到連眼前五公尺都看不清。你必須搭乘『獾式』（Ratel）裝甲車——那是種六輪巨獸，能直接碾壓小樹——而裡頭的酷熱就像個大火爐。他說紅土粉塵厚重到會滲入皮膚深處，幾個月都洗不掉。」

「那古巴人呢？」凡斯先生問。

「古巴人非常硬派，」法蘭索瓦緩緩點頭。「他們有蘇聯的米格-23（MiG-23）戰鬥機，還有『紅眼』（Rooi Oë）——也就是喀秋莎多管火箭炮。我們的小夥子都這麼叫它。他說當火箭彈在深夜如雨般傾瀉而下時，聽起來就像世界末日。整片天空被染成血紅，大地震動到連『獾式』裝甲車的輪胎都在劇烈跳動。」

他環視教室，目光落在坐在中間排的黑人美國學生身上。

馬庫斯（Marcus）是個隨和的高三生，也是校籃球隊員，此刻正向前探著身子，手托著下巴，雙眼帶著真誠而熱血的興趣盯著法蘭索瓦的臉。他身材高大魁梧，穿著藍金相間的聖猶達校隊夾克，過去兩週一直試圖讓扎卡里亞斯教他怎麼傳橄欖球。

「等等，兄弟，」馬庫斯開口，聲音帶有洛杉磯年輕人那種溫暖友善的腔調。「你是說你哥當時在……跟古巴人打仗？像是，從哈瓦那跑過來的真古巴人？在非洲正中央？」

「對，」法蘭索瓦轉向他，露出一抹友善的微笑。「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卡斯楚派了五萬大軍到安哥拉。他們有蘇聯軍官指揮，試圖在我們邊境建立一個共產黨政權。要是他們拿下西南非洲，就等於直接兵臨我們的家門口。所以，我們的小夥子必須把他們擋在門外。」

「太扯了，」馬庫斯搖搖頭，帶著一絲青少年真實的震撼感。「這根本……叢林版的《赤色曙光》（Red Dawn）啊。你哥有親眼看過古巴人嗎？我是說活生生的古巴人？」

「他在隆巴河（Lomba River）附近俘虜過兩個，」法蘭索瓦說。「都是年紀跟他差不多的小夥子，餓得皮包骨。除了地瓜和乾魚之外什麼都沒得吃，身上的軍服破破爛爛。他說那些人不過是……來自古巴某個蔗糖農場的窮苦孩子，只因為卡斯楚想在莫斯科面前裝老大，就被送到了非洲。我哥給了他們一些自己的餅乾和水，然後把他們送到了後方。」

莉澤爾·範·齊爾（Liezl van Zyl），那個安靜的南非女孩插話道，聲音柔和，帶著同樣溫和的北部腔調。

「我叔叔以前是飛行員，老師，」她說，手指沿著鉛筆盒邊緣劃過。「他在第二飛行中隊——『飛獵豹』（Flying Cheetahs）——開幻象 F1（Mirage F1）戰鬥機。他駐紮在西南非洲邊境的昂丹瓜（Ondangwa）。他說他們必須飛得極低，貼著樹梢飛行，才能躲避蘇聯雷達和地對空飛彈。他說速度快到只要低頭看一秒鐘，就會撞上猴麵包樹（baobab），連彈射都來不及就粉身碎骨了。」

她看著全班，面容平靜而自豪。

「他在八八年失去了長機長官，」她說。「范德斯普伊少校（Major van der Spuy）。他在安哥拉南部上空被米格機擊落，遺體再也沒有找到。如今他的名字刻在佛特雷克高地（Voortrekkerhoogte，布爾先民紀念碑所在地）的紀念牆上。我阿姨每年『X和國日』（Republic Day）都會去那裡，在石碑前獻上一朵帝王花（protea）。」

教室裡一片死寂。

范德斯普伊少校消失在安哥拉南部那一片被雷達掃描、翠綠而冰冷的天空中的故事，為這間暖和的加州教室帶來了一股真實而刺骨的悲劇寒意。那不是教科書上枯燥統計數字構成的社會學悲劇；而是一位年輕阿姨在比勒陀利亞灰暗石牆前獻上一朵粉紅色帝王花的悲劇。

馬庫斯緩緩點頭，表情嚴肅而肅穆。「那……那真的太難過了，莉澤爾。為妳叔叔的朋友感到遺憾。」

「謝謝你，馬庫斯，」她柔聲道。

班上的其他黑人學生——包括坐在第一排、平時總是在日記本上用整潔圓潤字跡寫筆記的安靜女孩艾伊莎（Aisha）——依然保持著和善卻略帶防備的態度。他們覺得這些軍旅故事扣人心弦，也喜歡法蘭索瓦和莉澤爾這兩個總是彬彬有禮、從不提高分貝的人。但他們心中懷有一種安靜而歷史悠久的警惕——那是在電視新聞裡看過索維托（Soweto）警犬與比勒陀利亞白人士兵影像後留下的記憶，讓他們與這場「邊境戰爭」（Border War）的浪漫色彩保持著距離。

「討論幻象戰機和喀秋莎火箭當然很容易，」葛瑞絲開口，聲音從後排傳來，帶著一股銳利而微微顫抖的衝動，打破了教室裡的沉寂。

她雙手環抱胸前，面色蒼白，雙眼帶著真切而憤怒的指控直視著法蘭索瓦的臉。她就是先前在波霸奶茶店裡對南非航空（SAA）筷子反應極大的那個女孩；過去二十分鐘裡，她越聽這些軍旅逸事，臉上的痛苦與不安就越發顯露無遺。

「但那些住在當地的平民呢？」葛瑞絲說，聲音微顫卻毫不退讓。「那些『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的難民呢？當你哥的『獾式』（Ratel）裝甲車碾過他們的村莊時，那些慘遭殺害的安哥拉平民又算什麼？」

法蘭索瓦臉上的微笑消失了，表情變得嚴肅，但他並未提高分貝。他在比勒陀利亞男子高中接受的教育告訴他：紳士絕不輕易發脾氣，尤其是在女士面前。

「戰爭對平民來說確實非常殘酷，葛瑞絲，」法蘭索瓦平靜地說。「但這場戰爭並非由我們挑起。SWAPO 越過邊境，在歐萬博蘭（Ovamboland）的道路上埋設地雷，炸毀我們政府為當地原住民興建的水泵與輸電線路。我哥所在的排駐紮在那裡正是為了保護他們。若無我們的巡邏隊，SWAPO 的那些小夥子會殺光所有不願加入他們的平民。」

「那只是你們教科書的一家之詞！」葛瑞絲向前探身，聲音帶有郊區社運人士那種銳利且佔據道德高地的強勢腔調。「聯合國說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聯合國指控南非陸軍對安哥拉境內的難民營展開了殘暴的轟炸——比如一九七八年的卡辛加（Cassinga）屠殺。數百名婦孺就這樣被你們的傘兵殺害，法蘭索瓦！這你要怎麼解釋？范德斯普伊少校在投下炸彈時，也是在『保護婦孺』嗎？」

凡斯先生並未插話干預。

他站在講台旁，木教鞭橫臥在手掌上，雙眼帶著安靜而冷靜分析的興趣凝視著兩人。這正是他預料中的碰撞，但其思辨層次之高卻遠超他的預期。這不再是枯燥的年代背誦，而是一場關於安全代價、道德抉擇以及被遺忘戰爭之悲劇的真實激辯。

「卡辛加（Cassinga）是 SWAPO 的訓練基地，葛瑞絲，」法蘭索瓦說，聲音降為一種平鋪直敘且穩定的語調，宛如一位老律師在宣讀訴狀。「在空襲之前，我叔叔的中隊執行過航空照相偵察任務。他們握有戰壕、彈藥庫與操場的照片。那絕非平民營地，而是軍事指揮部。若當時現場有婦孺，那也是因為 SWAPO 拿他們當人肉盾牌來掩護士兵。」

「所有屠殺平民的軍隊都是這麼說的！」葛瑞絲眼眶泛著憤怒的淚光。「你……你這根本是在為屠殺開脫。你把這場『非洲版越戰』講得好像某種刺激浪漫的電影冒險，而真實的人類卻被你們的幻象戰機炸得粉碎！你……你根本是在抹殺他們的苦難。」

教室裡一片死寂。

吉迪恩看了看葛瑞絲蒼白而憤怒的臉龐，又看了看牆上的非洲地圖。他感到一股突如其來的沉重疲憊感從胸中升起——那是一種與長途飛行後的疲倦截然不同的倦怠。

他深知葛瑞絲關於苦難的指控並非虛言。他深知安哥拉這場戰爭是一場骯髒而殘酷的泥沼，到處是地雷、焚毀的茅屋，以及被蘇造人員殺傷雷炸斷雙腿的孩童。父親手下那些從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港口歸來的木材代理人，曾講述過那些搭乘葡萄牙貨輪抵達的安哥拉難民的故事——衣袖空蕩的男子、眼神空洞的婦女，以及早已遺忘如何笑出聲的孩童。

但他亦深知，法蘭索瓦所述之「必要性」同樣不可動搖。

四十載以來，福爾摩沙領地始終籠罩於中國大陸之陰霾下。彼等之安全、貿易、學堂乃至身家性命，無一不仰賴比勒陀利亞（Pretoria）政權之武力庇蔭。倘若南非國防軍（SADF）當年喪失意志——倘若古巴人攻陷溫得和克（Windhoek）、赤旗升起於比勒陀利亞——首當其衝者，便將是中共紅軍艦隊開入基隆港口。

彼等這座微小、混血之孤島，將於二十四小時之內，被赤色巨鯊吞噬殆盡。

隆巴河（Lomba River）紅塵中所流之鮮血、墜落於安哥拉叢林之幻象戰機、喪命於地雷之年輕徵集兵——凡此種種，皆為彼等安寧歲月所付之代價。此乃一樁可怕、邪異之交易——一樁彼等從未簽字、卻每日於其中坐享其成之交易。

「戰爭絕非冒險，葛瑞絲小姐，」吉迪恩開口，聲音平靜、平鋪直敘，帶有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語調，吸引了全班美國學生的目光。「此乃一場悲劇。然爾等必須明瞭……倘若南非人未曾於安哥拉血戰，吾等今日便絕無可能安坐於此間教室。」

葛瑞絲看著他，雙眉因突如其來的憤怒與困惑而緊鎖。「你這是什麼意思，吉迪恩？非洲的戰爭跟你們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萬般皆有關聯，」吉迪恩道。「吾等乃南非之領地。吾等之律法、貨幣、航運與防務安全——無一不經由比勒陀利亞統籌理辦。八〇年代赤軍若攻陷南非，中國大陸亦早已順勢吞併吾等。於爾等而言，邊境戰爭乃一道德議題；然於吾等而言，此乃維繫吾等學堂大門敞開之唯一屏障。」

他低頭看著筆記本，手指劃過扎卡里亞斯剛才在紙上寫下的那個結構精細、整整十七畫的「儞」字。

「吾等亦厭惡戰爭，」吉迪恩柔聲道。「亦不喜轟炸硝煙。然吾等絕無法裝作清白無辜。吾等之和平，乃是叢林士兵以鮮血換取。吾等……絕不可僅為在美利堅博取道德好感，便輕率將彼等之犧牲拋諸腦後。」

葛瑞絲呆呆地瞪著他，嘴巴微張，臉上的憤怒瞬間被他話語中那種純粹而冰冷的實用主義擊得蕩然無存。

她原本以為他會是自己的盟友——以為作為一名亞裔學生，他理所當然會痛恨那些強迫他吟唱《呼喚》（Die Stem）的殖民統治者。然而，他展現出的卻是一種沉靜而具悲劇色彩的坦誠，遠比任何為比勒陀利亞政策辯護的言辭都更具毀滅力。他坦承了自己的「共犯身分」，並以此反向抽空了葛瑞絲的道德優越感，讓她只剩下那身居安全郊區、舒適廉價的憤怒。

教室門頂上的鐘聲響起，刺耳的電鈴聲打碎了室內凝重的氣氛。

學生們開始收拾書包，拉鍊聲、紙張的沙沙聲以及椅腳摩擦地面的聲音頃刻間填滿了空間。空氣瞬間切換回聖猶達中學那現代而明快的世界，宛如電影落幕時電視頻道被猝然切換一般。

「明天請大家閱讀第十四章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章節，」凡斯先生壓過喧鬧聲喊道，聲音裡帶著一股疲憊卻滿意的意味，「我們將探討法國人如何面對他們自身的……意志喪失。」

在福爾摩沙與南非學生收拾書本時，他向他們投去一個緩慢、溫和且帶有讚賞意味的微笑。

吉迪恩與約翰娜步出中庭那帶著拱門與灰泥外牆的走廊。聖塔安那風（Santa Ana wind）仍從山頭吹拂而下，夾雜著松針與藍花楹花朵乾熱的香氣，但空氣此時已略顯涼意，隨著午後的海風自海岸線吹拂而來，橙色的霧霾開始逐漸稀釋。

法蘭索瓦·杜·托伊（Francois du Toit）在置物櫃附近追上了他們，他高大的身軀在約翰娜身旁顯得格外魁梧。

「感謝你啦（Dankie），吉迪恩，」法蘭索瓦低聲道，伸出手以一種堅實、屬於男子氣概的力道按了按吉迪恩的肩膀。「兄弟，剛才講得真好。那些美國人……根本什麼都不懂。他們以為戰爭不過是帶著幾把槍的政治爭論罷了。他們根本不知道當邊境就在眼前時是什麼滋味。」

「沒事的，法蘭索瓦，」吉迪恩調整了一下書包背帶。「吾等皆懂。」

「我哥科布斯，」法蘭索瓦說，眼中閃爍著平靜而懷舊的光芒，「他手邊至今還留著他舊時的叢林奔尼帽（bush-hat）。那是一頂褪色的綠色帆布帽，沾滿了卡普里維（Caprivi）的紅塵。他把它擺在比勒陀利亞書房的架子上，緊挨著他的橄欖球獎盃。他說每次看到那頂帽子，就會想起那些再也沒能回家的兄弟。他說那些人是他這輩子見過最棒的小夥子。」

他凝視著風中沙沙作響、滿是塵土的棕櫚樹，嘴角勾起一抹微小而感傷的笑容。

「以前大家常坐在『獾式』（Ratel）裝甲車後座大唱《薩里·瑪萊斯》（Sarie Marais），」法蘭索瓦柔聲說，聲音降為布爾人（Afrikaners）那種富於節奏與韻律感的腔調。「當紅塵厚重到伸手不見五指、大夥又累又餓時，大家就會在黑暗中齊聲合唱：『O bring my terug na die ou Transvaal, daar waar my Sarie woon...』（啊，帶我回到那古老的德蘭士瓦，那是我薩里居住的地方……）。那是首很美的歌，你知道嗎？連英裔男孩子們都會跟著唱。」

「我知道，」約翰娜柔聲答道，語氣中帶著一種溫柔宛如姊妹般的暖意。「我們在學校也唱這首歌，法蘭索瓦。每年的『共和國日』（Republic Day）都會唱。」

「那好，」法蘭索瓦笑意更濃，向他們熱情友善地揮揮手。「橄欖球訓練場上見了，扎克！別讓那些美國小子教你怎麼傳球！」

「那必須的，兄弟！」扎卡里亞斯大聲回應，笑聲清澈響亮。

吉迪恩與約翰娜穿過樹蔭濃密的橄欖林，鞋底在乾枯的草地上踩出喀吱聲響。運動場的高照燈已經亮起，白色的強光將棕櫚樹長長的細影投射在跑道上。

「吉迪恩，」約翰娜伸手輕觸他的袖口。「你後悔我們來到這裡嗎？」

「不，」他說，仰望著聖蓋博山脈高聳乾燥的山峰。「能來此處乃是一件好事。在美利堅，吾等方能看清自身之定位，阿約（Jo）。在島上之時，吾等不過是……教室裡之孩童罷了。然於此處，吾等方能俯瞰整幅地圖。方能明白吾等昔日所書寫之紙張，究竟付出了何等代價。」

他將手伸進書包，拿出他的南非航空（SAA）行李牌，手指撫過上面鍍金的跳羚（springbok）標誌。

「布爾人（Boers）乃極其堅韌之民族，」吉迪恩平靜地說。「亦極其驕傲。然彼等終非能永佇於此，阿約。五年，亦或十年，這幅地圖終將巨變。橘白藍三色旗終將降下，跳羚標誌亦將逝去。然吾等之漢字仍在，吾等仍將以十七畫恪守書寫『儞』字，吾等之火車亦將依舊馳騁。」

「那我們唱過的歌呢？」她問。

「吾等之歌，亦將永存，」他說。

他們步過橄欖樹林，聲音在加州的暮色中顯得柔和而乾淨，任由那座巨大而沉默的群山逐漸融進黑暗之中。當他們抵達宿舍門口時，能聽到從敞開的窗戶裡飄出美國音響微弱而帶有合成器音效的音樂——那是一首關於海灘與夏天的流行歌曲，對六千英里之外漆黑大海彼岸那卡普里維（Caprivi）的紅塵，以及「飛獵豹」（Flying Cheetahs）無聲且沉浸於記憶的墳塚，冷眼旁觀、毫不在意。

十二月的第二週，來自臺北（Taihoku）的郵包送達了。

郵包裹著厚厚的棕色肉鋪包裝紙，用粗糙、帶毛的麻繩緊緊繫著，散發著鹹魚、濕松木以及南非航運（Safmarine）貨輪潮濕艙底的氣味。

郵包上面蓋有柯寧·威廉斯塔德（Koning Willemstad）領地郵局的三枚郵戳，三分錢的郵票上刻繪著帝王花（King Protea）與兩側護衛的臺灣黑熊，採用比勒陀利亞（Pretoria）政府印刷局那某種褪色柔和的墨水印製。

林吉迪恩（Gideon Lin）坐在聖奧古斯丁宿舍（St. Augustine Hall）的床沿，用折刀劃開麻繩沉重的粗結。聖塔安那風（Santa Ana winds）終於停歇，取而代之的是南加州冬季乾爽刺骨的寒意。窗外，聖蓋博山脈的山頂覆蓋著一層潔白耀眼的積雪，襯得後方天空宛如深藍色的板岩。

「吉迪恩，那是啥？」扎卡里亞斯（Zacharias）問道，從書桌前抬起頭來——他剛才正苦惱地試圖為拉丁文課翻譯西塞羅《反喀提林演說》（In Catilinam）的段落。

「是我父親寄來的，」吉迪恩說，剝開僵硬的棕色包裝紙。

紙包裡頭是個紅樟木盒，盒蓋上刻著簡單的幾何圖案。當他掀開盒蓋，一股樟腦刺鼻宛如藥草的香氣立刻瀰漫了這間狹小的宿舍，瞬間蓋過了布萊德（Brad）髒臭運動襪與地板清潔劑的化學松木味。

在一層柿餅與三小罐烘焙烏龍茶下方，躺著一疊厚厚折疊好的報紙。當中有幾期《福爾摩沙郵報》（Formosanse Pos）——在臺北印製的在地雙語週報——以及幾張剪自《公民報》（Die Burger，福爾摩沙版）的頁面，灰薄的報紙邊緣早已泛黃。

吉迪恩展開了 1991 年 11 月 24 日的《福爾摩沙郵報》頭版。

頭條大標以領地報業那沉重黑實的哥德體印製：

“DUISENDE MARSJEER IN TAIHOKU: ’N BEROEP OP SEKERHEID”（數千人遊行於臺北：對安全之呼籲）。

大標下方是一幅關於沃特維爾德大道（Verwoerd Boulevard）的巨大黑白粗粒照片。那是條從火車站延伸至總督府（Governor-General’s Palace）、兩旁榕樹成蔭的寬闊大道。馬路從路緣石到對面被黑壓壓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那不是戴著紅頭巾的年輕激進學生，而是穿著整齊羊毛西裝的中年華人男子、身著傳統高領衫的老婦人，以及一排排手持以中文與阿非利卡語（Afrikaans）專業繪製大型標語牌的店家、文員與木材商。

“BEWAAR ONS TOEKOMS”（守護吾等之未來），其中一張標語牌寫道。

“GEEN ONDERHANDELING OOR ONS SEKERHEID NIE”（吾等之安全決不容談判）。

“ONS IS FORMOSANERS—NIE ROOI CHINESE NIE”（吾等乃福爾摩沙人——絕非赤色中國人）。

吉迪恩閱讀著報導，手指順著阿非利卡語內文那整齊狹窄的欄位劃過。

那是一場規模浩大而肅靜的抗議——乃該島三十年來最大規模之盛況。逾五千名由福爾摩沙商會（Formosanse Handelaarsvereniging）與在地領地衛隊（Territorial Guard）退伍老兵發起的民眾，一路遊行至總督府大門前，向總督格哈德斯·普雷托里烏斯博士（Dr. Gerhardus Pretorius）遞交陳情書。

彼等非抗議白人政府，乃抗議白人政府之軟弱。

隨著來自南非的消息一週比一週人心惶惶——廢除《分區原住民法》（Group Areas Act）、解除對非洲民族議會（ANC）的禁令，以及約翰尼斯堡 CODESA 談判的啟動——島上保守的中產階級大多數人皆被一股冰冷、攸關生存存亡之恐懼所籠罩。彼等以一種猝不及防且令人毛骨悚然之清醒意識到：比勒陀利亞（Pretoria）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正準備透過談判將權力拱手讓人。

倘若布爾人（Boers）於南非讓渡政權，誰人又將庇護福爾摩沙領地？

誰人將營運銀行、鐵道與航運？誰人將維持南非海軍巡弋海峽，阻遏赤軍跨越九十浬之水域？遊行民眾非求變更，亦非求所謂「解放」。彼等所祈求者乃維持現狀（status quo）；彼等祈願橘白藍三色旗（Prinsenvlag，王子旗）永矗於總督府上空，蓋因彼等深知，另一選項絕非民主，而是中國大陸冰冷無聲之巨壑吞噬。

「借我看下，」扎卡里亞斯說，伸手接過一張剪自《公民報》（Die Burger）的剪報。

他的目光掃過報導，神色變得凝重。「我老爸（pa）說山上的茶農快嚇死了。他說草山（Grasberg）的茶農已經開始額外囤積步槍彈藥。他們覺得要是比勒陀利亞變黑人執政，當地的左派份子就會趁勢搶奪莊園。」

「左派不成氣候，」吉迪恩看著報紙後頁一張較小的剪報說。「不過幾百人罷了。

事件發生於商會遊行三日後之雨朝，彼時臺北盆地正籠罩於一層濃重冰冷之季風寒霧之中。

約兩百名自稱為「南海青年」（Suid-See Jeug，即 South Sea Youth）的年輕激進份子——一個公開與走向衰亡之蘇聯、非洲民族議會／聯合民主陣線（ANC/UDF）以及近來與北京共產黨結盟之左派組織——聚集於總督府（Governor-General’s Palace）對面的小公園內。彼等手持木棍、紅旗，並高舉標語，要求「立即將遭佔領之臺灣省歸還祖國」。

九時許，正值衛兵交接之際，激進份子突發猛攻，決然衝向總督府高聳堅固的鍛鐵大門。

彼等之目標乃是「王子旗」（Prinsenvlag）——那面自一九四八年起便飄揚於總督府中央旗桿上的橘白藍三色旗。一名面裹紅巾、名叫戴維·陳（David Chen）的年輕學生，手持鐵錘與冷鑿攀上高聳的石柱，企圖鑿斷升旗纜繩的黃銅鏈條。

然南非警察領地分局之反擊，卻是異常且冷酷無情之嚴厲。

J·P·史崔多姆上校（Colonel J.P. Strydom），一位曾於西南非洲平叛作戰中身經百戰、近始調任臺北指揮部的老將，未有絲毫猶豫。彼未曾等待人群自行散去，亦未採用市政當局慣常之溫和警告。

彼率領一列黃色警車車隊，在島上僅有的數輛「卡斯皮爾」（Casspirs，防地雷裝甲車）護衛下疾馳而至，當即下令守衛揮舞硬化橡膠重鞭（sjamboks）與施放催淚瓦斯（traangas）。

警察部隊——由來自自由邦省（Free State）的年輕白人徵集兵與曾在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警察學校受訓的在地客家警員混編而成——在厚重灰色化學煙霧掩護下向人群發起衝鋒。那些重鞭（sjamboks）——以厚重黑色硫化橡膠製成的重型鞭棍——以一種系統化且專業高效之手段揮舞，使得沃特維爾德大道（Verwoerd Boulevard）的柏油路面上，橫陳著鮮血、紅旗以及潰逃學生撕裂之衣物。

十分鐘內，府前廣場便已被清空完畢。

攀上石柱的年輕學生被扯住腳踝拽下，頭部重重撞擊在門衛室的水泥台階上，發出一聲沉悶濕厚的鈍響，隨後被抓著雙臂拖入藍色警用廂型車後座。四十餘名學生遭逮捕，在地醫院亦收治了另外六十名吸入催淚瓦斯及遭橡膠重鞭抽打致深紫撕裂傷之傷員。

「王子旗」（Prinsenvlag）並未落下。它依然聳立於旗桿頂端，其橘、白、藍三色布條浸滿冰冷雨水，於灰色季風寒霧襯托下，顯得傲然卻微帶悲壯。

「史崔多姆真狠啊，」扎卡里亞斯（Zacharias）低聲嘀咕，讀著關於衝鋒的描述時雙眼瞪大。「我老爸（pa）說他是個狠角色。他以前在歐萬博蘭（Ovamboland）待過『追擊隊』（Koevoet，南非於西南非洲特種反恐警察部隊）。在他眼裡，任何群眾不過就是……敵人。」

「那些左派蠢透了，」吉迪恩平靜地說。「彼等竟企圖扯下旗幟。於島上，言論尚可寬容，然絕不可動那面旗。連商會行商亦明白，若那面旗降下，赤色海軍便將乘虛而入。」

他凝視著報紙上衝鋒過後空無一人的廣場照片。

門衛室旁的水窪中，孤零零地躺著一面破損的紅旗，其顏色在灰色雨水中顯得褪色黯淡。那是個微小而可悲的敗局意象——幾百名試圖在一個對革命毫無耐心的國度裡扮家家酒鬧革命的年輕激進份子，所搞出的一場功敗垂成的微小衝突。

然當吉迪恩拉開書桌抽屜，拿出前一日在帕薩迪納（Pasadena）書報攤購買的《衛報》（The Guardian）時，他赫然意識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眼中，這故事呈現出的完全是另一番面貌。

《衛報》（The Guardian）國際版頭條赫然印著：

「臺灣動亂：南非警察殘暴鎮壓學生抗議」

該篇報導由一位顯然從未踏足臺北的香港特派員撰寫，堪稱政治修辭轉譯之「傑作」。文章開篇即以長篇大幅的戲劇性筆調，描繪「臺灣青年」於「殖民總督府」前發起的「總體和平示威」，旨在抗議「南非之非法佔領」。

“ONS EIS ONS EILAND TERUG!”（吾等要求還我孤島！）

“Luister na ons, SAP! Ons praat u taal sodat u nie kan voorgee dat u ons nie verstaan nie!”（聽好了，南非警察 [SAP]！我們用你們的語言說話，少在那裡裝作聽不懂！）

這兩百名手持《毛語錄》、無諷刺感地揮舞紅旗並狂熱高呼 “SUID-AFRIKA FOKKOF!”（南非滾蛋！）、“VIVA SJINA VIVA!”（中國萬歲！）、“DIE POLISIE MOET LOOP!”（警察滾蛋！）、“DE KLERK IS ’N MOORDENAAR!”（戴克拉克是殺人犯！）、“DIE STRYD DUUR VOORT!”（鬥爭到底！）的親北京激進份子——即是一年前才在臺北街頭埋設炸彈、殘忍炸死四名福爾摩沙孩童，甚至向在地記者林彬（Bin Lin）座車投擲汽油彈將其活活燒死（只因該記者膽敢撰文批評彼等），並曾槍殺一名南非籍與兩名福爾摩沙籍南非警察（SAP）警員的同一夥人（西方或中文媒體對此隻字不提，甚至連南非本土的英文報紙亦常選擇性失明，蓋因承認對立面亦會作惡，便等同於支持「種族隔離」）——其高舉要求祖國赤化吞併之標語，竟被包裝成民主民族革命之英雄先鋒。而硬化橡膠重鞭（sjamboks）與催淚瓦斯之使用，則被形容為「比勒陀利亞體制化種族暴行之典型展現」，史崔多姆上校更被冠上「溫得和克屠夫」（butcher of Windhoek）之惡名。

至於另一場遊行——三日前五千名華人中產階級行商浩浩蕩蕩走上街頭、陳情要求維持南非駐軍與安全庇護之盛況——則被徹底抹煞，隻字未提。

於那位英國記者乃至此刻正以一種道德至上、呼吸急促之興奮感圍觀種族隔離體制解體的整個國際媒體陣營而言，那五千名行商乃是不合時宜且令人尷尬之贅述。彼等不符合「大義敘事」。彼等被標籤為「傀儡走狗」、「比勒陀利亞政權之既得利益奴才」，抑或單純被歸類為在歷史偉大進步洪流中毫無份量之「驚弓反動派」。

「這簡直是一派胡言！」扎卡里亞斯（Zacharias）怒道，一掌重重拍在書桌上，發出沉悶空洞的木頭聲響。「完全是顛倒黑白！左派不過兩百人！行商卻有五千人！我叔叔當時也在遊行隊伍裡，吉迪恩！他才不是什麼走狗！他只是個不想讓紅衛兵搶走茶園的茶農！」

「彼等並不在意人數，扎克，」吉迪恩開口，聲音平靜而透著深深的倦意。「彼等只在意『故事』。於彼等眼中，吾等乃『臺灣』，而『臺灣』乃南非之殖民地。故凡求南非留守者皆為奸惡，凡求南非撤離者皆為正義。此乃極其簡單之政治遊戲。便如於南非本土一般——同志（comrades）可當著鎮長家人面將其活活燒死、血洗宿舍砍殺數十人，西方媒體絕不報導；然若有一名南非警察（SAP）於失控示威中揮舞重鞭被拍下，便能躍上幾乎所有報紙頭條。」

午後時分，彼等圍坐在學校圖書館內。冬日斜陽穿透高聳的拱形窗戶，照亮了在冰冷空氣中舞動的塵埃。

英國男孩朱利安（Julian）坐在桌子對面，修長的手指翻動著他父親寄來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

「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困境』（double-bind），懂吧，」朱利安低聲道，聲音帶有倫敦年輕人那種銳利而冷嘲熱諷的腔調。「ANC 在約翰尼斯堡把這套玩得爐火純青。對他們來說橫豎都是贏。若戴克拉克（de Klerk）派警察平息黑人城鎮的暴動，BBC 就報導『種族隔離體制暴行』，聯合國就威脅加大制裁；若他動用警察不利，他們就報導『種族隔離政權失控』與國家崩潰。真實地面發生了什麼根本不重要。劇本早編好了，反派角色也早就選定了。」

他帶著一種乾枯而看透世情的憐憫凝視著吉迪恩。

「你們那位總督兼格德阿叔（Oom Gerd），算是徹底掉進陷阱裡了，」朱利安道。「史崔多姆的警察不過是履行職責——十分鐘內俐落乾淨地清空了廣場。但在國際媒體眼裡，這就是『卡辛加（Cassinga）屠殺』再現。彼等稱其為『臺北慘案』，即便根本無人死亡，唯一進醫院的不過是個從牆上摔下來的學生。」

「北京的中文報紙稱其為『臺灣人民起義』，」高橋健司（Kenji Takahashi）從桌角抬起頭來，他剛才正為約翰娜翻譯一份日本日報的報導。「彼等宣稱『臺灣人民』正起義反抗『白人種族主義者』以回歸祖國。彼等正呼籲聯合國向島上派遣維和部隊。」

約翰娜面色煞白，手指死死捏著鉛筆。「維和部隊？聯合國的？」

「不過是口頭嘴砲罷了，約翰娜，」澳洲女孩克洛伊（Chloe）從桌子另一端插話道。她正啃著一顆蘋果，牙齒咬破果皮發出脆響。「聯合國連南斯拉夫那邊真槍實彈的戰爭都搞不定了，哪可能因為臺北幾個小鬼被橡膠棍抽了幾下就派兵到太平洋來。」

「但那個稱呼……」約翰娜低語，聲音降為柔和而焦慮的喃喃自語。「彼等如今皆稱吾等為『臺灣』了。連倫敦《泰晤士報》亦是如此。彼等不再稱吾等為『福爾摩沙』了。」

對年輕的福爾摩沙人而言，這場語彙上的轉變，乃是萬般變故中最令人毛骨悚然者。

當彼等私下以閩南母語交談時——無論於自家廚房的幽靜角落，抑或聖奧古斯丁宿舍（St. Augustine Hall）的迴廊間——彼等向來稱呼家園為「臺灣」（Tâi-oân）。此乃在地、自然之名，乃是兩百年前祖先自福建渡過海峽以來便沿用至今之稱謂。

然於英文之中，這個詞彙卻承載著截然不同且極其危險之重量。

於南非治理時期，該島於官方文書中統稱為「福爾摩沙領地」（Gebied Formosa 或 Territory of Formosa）。使用此一葡語舊稱——即一九二二年英國委任統治條約所確立者——乃是經過縝密行政考量之政治決策。於比勒陀利亞（Pretoria）當局而言，「福爾摩沙」之名乃是一面堅實之盾。此乃繞過極具政治爭議、國際間紛爭不斷之「臺灣」名稱之法門——蓋因後者乃北京共產黨宣稱擁有主權者。

透過稱其為「福爾摩沙」，彼等創造出了一個獨特而獨立之空間——一處處於西方陣營強權庇護下、完全獨立於中國大陸未竟內戰之外的國際戰略領地。

於在地，華人居民甚至開始將該名稱音譯為自身語言，於官方公文書與報刊上稱該島為「福爾摩沙」。此乃一典雅、微帶復古意味之詞彙，聽來獨特、現代，且與大陸之政治紛爭徹底切割。此乃彼等獨特、混血身分認同之代名詞——一種以清代文風恪守書寫漢字、以蘭特（Rande）納稅，並於「帝國日/共和國日」（Union Day）齊聲吟唱《薩里·瑪萊斯》（Sarie Marais）之子民的身分認同。

然而此刻，國際媒體正以系統化之手段，生生剝奪彼等之名稱。

於西方記者、聯合國乃至親北京之左派份子眼中，「福爾摩沙」一詞乃是強加之殖民枷鎖——乃是必須於全球反種族隔離鬥爭中被抹去之白人名號。彼等堅持稱其為「臺灣」（Taiwan），並帶著一種道德至上、不可動搖之偏執，將福爾摩沙人自身之偏好視為某種殖民病態之症狀。

「彼等根本不懂，」吉迪恩平靜地說，聲音帶有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語調，吸引了同桌其他學生的目光。「於英文中稱吾等為『臺灣』……絕非某種解放。此乃一張驅逐通知單。」

朱利安自報紙前抬起頭來，雙眉微揚。「驅逐通知單，吉迪恩？」

「正是，」吉迪恩道，手指劃過南非航空（SAA）行李牌的邊緣。「若吾等乃『福爾摩沙』，吾等即為一獨立領地。吾等擁有自身之律法、安寧，並處於比勒陀利亞之庇護下。世界必須將吾等視為獨立國度對待。然若吾等被冠以『臺灣』……則吾等不過乃中國之一省罷了。吾等不過乃戴克拉克（de Klerk）為清償債務或討好美利堅而可隨手拱手讓予北京之一張紙罷了。彼等若奪吾等之名，即是奪吾等之盾。」

「此乃聯合國慣用之政治套路，」朱利安緩緩點頭。「英國人在香港亦是施展同一招數，你知道吧。彼等過去於所有條約中皆稱其為『香港殖民地』（Colony of Hong Kong），然自從與鄧小平展開談判起，便悄悄將名稱更易為『香港領地』（The Territory）。此乃為將來的交接鋪路、洗腦大眾之手段。如此一來，政權轉移便顯得宛如……回歸祖國之自然大勢，而非將五百萬人口販售予共產專制政權之交易。」

「我老爸說美利堅人在背後推波助瀾，」克洛伊說著，將蘋果核隨手扔進桌旁綠色的塑膠垃圾桶裡。「他說國務院急於徹底結清南非這筆帳。彼等認為若能促成戴克拉克將福爾摩沙割讓予北京，便能在東方換取若干貿易讓步。說白了全都是商業市場考量。當你能擁有一億中國顧客時，誰還會在意三 provide 百萬福爾摩沙人的死活？」

高橋健司凝視著桌上的亞洲地圖。「我祖父，」他低聲道，「向來稱其為『臺灣』。然彼曾言，彼處乃帝國境內最為祥和安寧之處。彼言彼處子民極具禮節，不喜政治騷擾。彼言政治向來皆是自外部強加而至。」

「政治從來皆是自外而至，」伍愛詩（Esther Ng）冷冷道，語氣銳利，隨即自桌旁站起身來，將皮革包包掛回肩上。「比勒陀利亞之政客正忙於談判自身之死期，倫敦之記者正忙於撰寫彼等精緻之道德故事。然屋頂被揭去之際，必須留於屋中求存者，乃是吾等。走吧，約翰娜。吾等該回宿舍了。風愈發寒冷了。」

冬至——乃是十二月下旬一個冰冷而晴朗的星期二。

於臺北，冬至向來是個陰雨綿綿、灰霧瀰漫的時節。祖母總會在大鍋裡煮起湯圓——紅白相間的甜糯米丸子，滾著薑塊與黑糖熬成的濃郁甜湯。全家人圍坐在溫暖、飄著樟木香氣的飯廳裡，雙腳塞在沉重的木桌下，一邊吃著熱氣騰騰的湯圓，一邊聽著雨水打在雨夜中庭紅磚瓦上的嗒嗒聲。

然於聖猶達中學（St. Jude’s Academy），這裡既無紅磚瓦，宿舍守則亦嚴禁於房內使用任何烹飪電器。

然扎卡里亞斯（Zacharias）仍設法夾帶了一台小型單環單爐電熱盤闖進房間，藏於其奧克蘭突襲者隊（Oakland Raiders）的健身包底下；約翰娜亦於蒙特利公園（Monterey Park）的亞裔超市購入了一包冷凍湯圓與一塊鮮薑。

九點許，宿舍舍監巡房完畢後，四名福爾摩沙學生便聚於吉迪恩與扎卡里亞斯那幽靜、籠罩於藍影黑暗中的房間內。

室內唯一的微光，來自電熱盤上那小小的紅色發熱圈，於地板陰暗的角落裡宛如一隻巨大而憤怒的紅眼般爍爍發光。電熱盤上擱著一只小鋁鍋，滾水發出輕柔、富於節奏的嘶嘶聲，散發出生薑、丁香以及黑糖濃郁甜蜜的香氣。

「煮好了沒？」扎卡里亞斯低聲問道，語氣裡帶著飢餓的期盼，雙膝抱胸蜷坐在地板上。

「快了，」約翰娜說，爐火的紅光映照著她的臉龐，她正拿著一把長木匙輕輕攪動著鍋水。「湯圓得先浮上來。若是沉在底下的時候吃，會像黏蠟一樣死死黏在牙齒上。」

吉迪恩站在窗前，額頭抵著冰冷的玻璃。

窗外，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乃是一片廣袤、沉默的白黃燈海，於加州冬夜冷冽晴朗的繁星下熠熠生輝。群山於學校後方聳立，宛如覆著白雪的沉寂巨靈，山峰於一輪纖細蒼白的明月下泛著銀白。房內的空氣溫暖，交織著生薑的辛香與吉迪恩木盒裡那令人懷念的樟木幽香。

「我父親隨郵包附了一封信，」吉迪恩於黑暗中平靜地開口。

「他老人家說了些什麼？」伍愛詩（Esther）坐在床沿問道。她將羊毛大衣披於肩上，手中的金筆靜靜放在膝頭。

「他言，」吉迪恩開口，語氣帶有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語調，「總督大人已召集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於下月開會。彼等將討論 CODESA 談判後之『領地安全』事宜。行商等欲向比勒陀利亞尋求正式擔保——簽訂一份未經在地子民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治理架構之條約。」

「彼等能成事否？」扎卡里亞斯問。

「家父言不可，」吉迪恩道。「家父言戴克拉克（de Klerk）受制於美利堅人壓力過甚。彼言比勒陀利亞當局此刻宛如墜入懸崖之人，正徒勞地試圖與自身抓握之野草談判價格。」

他凝視著山谷外耀眼的白光。

「彼囑吾等須勤勉苦讀，扎克。囑吾等務必取得學位文憑，並練就一腔無口音之美語。彼言待吾等學成之日，此處領地恐已不復存在。」

房內頓時一片死寂。

唯有小鋁鍋輕柔而富於節奏的嘶嘶聲於黑暗中迴蕩，那溫暖、平實的煙火細語，於美利堅廣袤冰冷的荒涼黑夜面前，顯得異常微小而脆弱。

「可以吃了，」約翰娜柔聲道，將鋁鍋自電爐上端下，白色的蒸汽騰空而起，散發著屬於彼等童年記憶的溫暖香氣。

她用湯匙將紅白相間的湯圓舀入四個小塑膠杯中，淋上滾燙、飄著薑香的糖水。她於黑暗中將杯子遞出，微溫的手指輕輕拂過吉迪恩的手指。

吉迪恩接過杯子，塑膠的熱度溫暖著他的掌心。

他咬了一口甜糯黏牙的湯圓，滾燙的糖汁於口中爆開，盡是生薑、黑糖以及軟糯米香的滋味。這滋味與他祖母廚房裡的味道分毫不差；那是臺北陰雨綿綿的冬日、那是廟宇前掛著的紅燈籠，亦是彼等曾經身處、如今已然遠離的那座寧靜而安全的世界。

「真好吃，約翰娜，」扎卡里亞斯含著熱燙的糯米團，聲音顯得有些含糊。「這……這簡直就跟家裡做的一模一樣。」

「是的，」約翰娜說，臉龐於微弱的月光下顯得恬靜。「就跟家裡一模一樣。」

彼等於幽靜、籠罩著藍影的房間裡吃著湯圓，臉龐被電爐那微弱、漸漸熄滅的紅眼所照亮。彼等乃是來自一座被世人遺忘之孤島的四名青少年——一座僅憑藉著衰亡帝國之餘蔭方得倖存之領地——漂流於無法重返之過去與無法窺見之未來之間。然當彼等齊聚於黑暗之中，手指感受著杯身的溫熱，彼等心中油然而生一種平靜而感傷的寧靜——那是一種源於彼等共同存續之宿命、共同之母語，以及將伴隨彼等宛如堅盾般、走向門外廣袤未知世界之冬日甜湯的熱燙記憶。

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上那棟高樓的玻璃顏色極深，與其說是反射，倒不如說它將加州的陽光全數吸了進去。從街面上看去，這棟建築宛如一塊垂直豎立的黑曜石，其拋光表面僅映照出正午霧霾中的黃色塵煙，以及夾道排列、帶著綠意與塵土的西木區（Westwood）棕櫚樹頭。

林吉迪恩（Gideon Lin）推開大廳沉重的玻璃大門，黃銅把手上的觸感讓他的手掌微微緊繃。

在他身後，約翰娜、扎卡里亞斯與愛詩步入了空調大廳那涼爽、寂靜的避難所。大廳是一座白色石灰華（travertine）大理石的洞穴，除了電梯井遠處傳來的輕柔低鳴，以及安檢櫃檯旁一株巨大盆栽榕樹發出的乾燥機械沙沙聲外，四周一片寂靜。

在大樓的目錄板上，以黑色毛氈板配上整齊的銀色 Helvetica 字體，印著十一樓的標示：

SUID-AFRIKAANSE KONSULAAT-GENERAAL

CONSULATE-GENERAL OF SOUTH AFRICA（南非共和國總領事館）

他們來到領事館是為了繳交每季的領地學籍驗證表——這是一項所有在總督府學術許可下深造的福爾摩沙學生皆須履行的官僚雜務。這本是例行公事，但當他們乘著電梯在死寂中上升、數位顯示幕隨著柔和電子嗶聲跳動時，吉迪恩感到胃裡那股熟悉的、因行政官僚體系而生的冰冷結塊又緊縮了起來。

對福爾摩沙人而言，南非國家機器向來給人一種沉甸甸的壓迫感。它是一部緩慢運轉、沉重碾壓的灰暗機器——一個充滿鐵條柵櫃檯、需複寫三張的厚重複寫紙表格，以及夾雜著潮濕羊毛與菸草味的冰冷世界。

然而，當十一樓的電梯門滑開時，他們踏入的世界卻截然不同。

領事的接待區簡直是二十世紀末企業設計的傑作。地面鋪著厚實柔軟的木炭色地毯，將他們的鞋聲吞沒得無影無蹤。牆面採用淺色金黃橡木飾板，裝飾的不再是傳統、陰暗的先民偉人（Voortrekker）油畫或歷任國家總統嚴肅怒視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大型、光鮮亮麗的彩色攝影，展示著現代南非的進步：桑頓（Sandton）閃閃發光的玻璃大樓、開普敦港口潔白優美的弧線，以及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那座頂尖的醫學研究設施，全都在上方精緻嵌壁式鹵素聚光燈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舊有的橘、白、藍三色旗依然懸掛在角落擦得發亮的黃銅旗桿上，但它已不再是那種曾在臺北公共建築上飄揚、粗糙厚重的羊毛旗幟。這是一面以精緻閃亮絲綢製成的旗幟，色彩如此明亮清澈，在聚光燈下幾乎顯得晶瑩剔透。

而在中央牆面上，鑲嵌在簡單纖細的銀色邊框裡，掛著國家總統 F·W·戴克拉克（F.W. de Klerk）的肖像。

他看起來與前任們截然不同。他沒有 P·W·波塔（P.W. Botha）那種沉重、怒目而視的花崗岩下巴，也沒有 B·J·伏斯特（B.J. Vorster）那種嚴厲、充滿父權威嚴的眼鏡。他光頭、面部圓潤光滑，露出一抹溫暖、坦誠、幾乎露齒而笑的企業式親切感，那模樣彷彿是由紐約某家公關公司精心設計出來的。他的雙眼明亮，雙手交疊在深藍色義大利西裝前，與其說他像個陷入四面楚歌的白人共和國領袖，倒不如說他更像某家剛完成一樁盈利併購案的跨國大企業董事長。

「早安，」接待櫃檯後方傳來一個聲音。

接待員是一位年輕的白人女性，她的金髮梳成時髦現代的鮑伯頭（bob），完全沒有比勒陀利亞公務員那種僵硬、噴滿髮膠的俗氣。她穿著一條簡約優雅的黑色洋裝，頸間戴著一條細金鍊，對著他們綻放著明亮、輕快且看起來完全真誠的加州式溫暖微笑。

「早安，」吉迪恩本能地開口，語氣正式且流利，帶著那種整潔的英裔南非人（soutie）式英語。「我們是來繳交領地學籍驗證表的。」

「好的沒問題，」她說，聲音柔和，僅帶著極其微弱、富有音樂感的母音圓潤轉折，暗示著她的童年應是度過於約翰尼斯堡富裕的郊區。「我幫你們打個電話給巴登霍斯特先生（Mr. Badenhorst）。他是負責領地事務的領事官員。請先到那邊坐一下，我馬上為您處理。」

她指向一組圍繞著矮玻璃咖啡桌、低矮舒適的灰色皮革單人沙發。桌上以完美重疊的扇形擺放著《奧普蒂馬》（Optima）、《領導》（Leadership）等期刊，以及一本名為《新南非》（The New South Africa）的光鮮宣傳雜誌。

吉迪恩坐了下來，手掌貼著光滑的灰色皮革。這張椅子舒服得不可思議，皮面散發著新車與昂貴蠟油的氣味。他看向坐在身旁的約翰娜，她的手指正輕輕描摹著筆記本的銀色邊緣。

「這裡好漂亮，」約翰娜低聲說道，聲音很輕。「一點也不像政府機關。」

「太漂亮了反倒詭異，」扎卡里亞斯從對面的沙發上開口。他正帶著一絲充滿懷疑與困惑的表情盯著牆上戴克拉克的肖像。「這感覺……就像他們在試圖推銷我們馬里布（Malibu）的渡假分時度假村一樣。」

當吉迪恩望著接待區乾淨雪白的牆壁時，他發現自己的思緒飄回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房間——那是十二年前、六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那時他才六歲，父親帶他去了位於臺北舊行政區的內政部（Departement van Binnelandse Sake），為他登記第一張領地身分證。

這間辦公室坐落在一棟沉重、灰暗的混凝土建築內；該建築由日本軍方建於三〇年代，後於五〇年代經南非公共工程部重新整修。牆壁漆著那種特有的、體制化的「政府綠」，彷彿專為引發無聲的官僚憂鬱症而設計。屋內的空氣悶熱、濃濁且凝滯不動，充斥著隔夜茶、石蠟、濕墨水的酸醋味，以及三十名從清晨六點就開始排隊的華人居民那刺鼻酸澀的汗臭味。

這裡沒有拿鐵，也沒有柔軟的皮革沙發。

只有幾條被數十年等候時光盤磨得光滑的長木凳，以及一排鐵網柵櫃檯，白人官員們就坐在泛黃的厚塑膠隔板後方。

處理他們文書作業的官員名叫格羅布爾先生（Meneer Grobler）。

格羅布爾是個年近五十好幾、身材臃腫且滿臉通紅的男人，他壯碩的軀體硬塞進南非公務員官方夏季制服的短袖卡其襯衫與卡其短褲中。他留著一撇濃密、被煙草燻黃的鬍子，油頭梳法因臺北的濕熱汗水而顯得濕漉漉的。他的辦公桌底抽屜裡藏著一瓶克利普德里夫（Klipdrift）白蘭地——吉迪恩的父親對此心知肚明，因為他每年聖誕節都得買兩瓶同品牌的酒孝敬，好確保他的木材執照能準時換發。

格羅布爾是個極端且帶有強烈侵略性的單語主義者。

他只說阿非利卡語（Afrikaans）——不是福爾摩沙行商們所採用的那種溫和禮貌的開普敦腔，而是西德蘭士瓦（Western Transvaal）那種生硬、喉音重、元音扁平的阿非利卡語。如果吉迪恩的父親聽不懂問題，格羅布爾也懶得翻譯；他只是用同一種語言把問題再重複一遍，只是聲音更大，並帶有一種緩慢、居高臨下的強調語氣，讓屋內的其他華人尷尬得紛紛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尖。

「名字（Naam）？」格羅布爾粗聲喝道，手指敲擊著髒兮兮的複寫紙。

「林先生，長官（Meneer），」吉迪恩的父親站在櫃檯前，語氣恭敬而安靜地回答。他是不被允許坐著的；登記大廳裡只有白人官員才有權坐椅子。

「不是『先生（Sian-sing）』什麼的啦（Nie 'Sian-sing' nie）！」格羅布爾嘟噥著，鉛筆在紙上劃出尖銳而憤怒的刮痕。「我們寫作『Lin, S.S.』就好（Ons skryf dit as 'Lin, S.S.'）。系統上就是這樣登錄的（Dit is wat op die stelsel is）。你們這群人得搞清楚……我們不可能把所有這些中國名字都塞進書冊裡（Julle mense moet verstaan... ons kan nie al hierdie Sjinese name in die boeke hê nie）。寫字的工作量實在太多了（Dit is te veel skryf-werk）。」

對於福爾摩沙人，他抱持著一種奇特、輕蔑卻又強烈佔有欲的心態。

他視他們為一群有些煩人、無害且根深柢固落後的人，只是剛好住在「他們的共和國永恆的土地」上。這種心態傲慢而荒謬，畢竟南非是在 1948 年英國為了抵償戰爭債務而交出委任統治權後，才取得該領地的行政權。但在格羅布爾——以及所有在五〇年代抵達的那代白人行政官員心中，福爾摩沙絕非甚麼臨時的委任統治地；它是共和國一項永久且神聖的信託——是上帝賜予他們去教化和統治的德蘭士瓦（Transvaal）熱帶延伸。

他會望向辦公室高而窄的窗戶，看著大屯山（Mount Datun）翠綠而雲霧繚繞的山坡，用緩慢而沉重的語調說道：「這真是塊美麗的土地啊（Dis ’n pragtige land, hierdie）。共和國自己的島嶼（Die Republiek se eie eiland）。不過你們這群人就是得學會乖乖聽規矩辦事，聽到沒（Maar julle mense moet net leer om die reëls te volg, hoor）？沒有規矩，就只剩下混亂了（Sonder die reëls, is daar net die chaos）。」

他們被當作苦力（koelies）對待——倒不是遭受公開的暴力，而是被那種沉重、帶有羞辱意味的官僚冷落所折磨。

當吉迪恩的父親簽完文件時，格羅布爾既沒有跟他握手，也沒有露出笑容。他只是隨手朝出口附近的一張小木桌揮了揮，那上面放著一個放在煤油爐上的錫製南非國寶茶（Rooibos）茶壺。茶水溫吞、苦澀，是用放在鐵罐裡好幾個月、廉價又充滿灰塵的茶葉沖泡的。旁邊則擺著一盤便宜、硬如磐石的南非雙烘乾餅（beskuit），乾得必須先在茶水裡泡上兩分鐘才能勉強下嚥。

「行啦（Daarsy），」格羅布爾連頭都沒從檔案堆中抬起來說道。「自己去倒杯茶來喝（Kry vir julle ’n koppie tee）。共和國給了你們一切，對吧（Die Republiek gee vir julle alles, nê）？但你們得學會感恩戴德（Maar julle mense moet dankbaar wees）。」

吉迪恩的父親接過那杯苦茶，神情安靜而恭敬，甚至還逼吉迪恩也把茶喝下去，儘管這孩子當時很想把它吐掉。「喝掉啦，阿中（Tiong-ah），」父親用閩南語低聲說道。「我們得表現出感恩的樣子。這是保住這張紙的唯一辦法。」

「吉迪恩？約翰娜？」

這道聲音打斷了吉迪恩的回憶，他抬起頭來。

年輕的領事館官員從內辦公室走了出來。那是一個二十多歲末的男子，蓄著一頭旁分得一絲不苟的整齊深褐色頭髮，穿著一身看起來像是在羅德威大道（Rodeo Drive）買的高檔俐落灰色義大利西裝，手上戴著一支在鹵素燈光下閃爍金光的金錶。他的名牌上寫著：巴登霍斯特先生（Mnr. A. Badenhorst）。

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格羅布爾先生（Meneer Grobler）。他沒有自由邦省農夫那種卡其短褲、濃密鬍子，或是被太陽曬得通紅的脖子。他身材苗條、面容刮得乾乾淨淨，腋下夾著一個薄薄的黑色皮質文件夾，帶著一種隨興而老練的企業高管派頭。

「早安，」吉迪恩說，本能地從皮革沙發上站起身。出於多年學校朝會被嚴格調教出的禮貌習慣，他用正式的學校阿非利卡語（Afrikaans）向這位官員打招呼：「Goeiedag, Badenhorst 長官（Meneer）。吾等乃自該領地而來……」

巴登霍斯特先生（Mnr. Badenhorst）的笑容依舊明亮親切，但他禮貌性地揮了揮手，頭部微微傾斜，帶著一絲溫和而現代的自謙。

「哎呀，別這樣，」巴登霍斯特說，他的英語流利而迅捷，帶著吉迪恩在國際商業節目中聽過的那種大西洋彼岸式的精緻語調——那是年輕開普敦企業階層那種毫無口音的談吐，完全沒有老一輩公務員那種生硬滾動的 g 音或扁平母音。「我們還是說英文吧，好嗎？現在這樣對我們的檔案紀錄簡單多了。再說，你的英文講得實在太漂亮了！真的沒必要在那邊跟阿非利卡語（Afrikaans）搏鬥。」

吉迪恩僵住了短暫的一瞬間，舌頭在乾燥的牙齒間有些發澀。

這是一個禮貌、友善的拒絕，但終究是個拒絕。

在過去的日子裡，用英語跟白人官員說話會被視為叛逆的象徵——一種逆流而上（stroom-op）的態度，會導致你的公文被直接壓在文件堆底部三個月之久。但如今，這個年輕的布爾人（Afrikaner）——其姓氏古老而深厚得如同卡魯高原（Karoo）一般——卻叫他們把這門語言收起來。他不想聽。他不需要那些糖果（lekkers）、瘋狂（jas）或抱怨（ags）。他只想說國際市場那種乾淨、毫無口音的英文。

「當然可以，Badenhorst 先生，」吉迪恩平靜地答道。

「請進會議室吧，」巴登霍斯特說著，指向接待櫃檯後方一間玻璃牆隔出的房間。「裡面舒服多了。我們馬上就能核對完入學驗證表。」

會議室是個狹長而美麗的空間。中央擺著一張擦得透亮的紅木長桌，倒映著天花板上的白光，宛如一泊深邃的水池。牆上掛著更多「新南非」的攝影作品，其中包括一張裝框的大幅照片，畫面是一支跨種族的板球隊在德班（Durban）綠草如茵的球場上開懷大笑。

他們在高背皮革椅上坐下，筆記本整齊地排列在眼前。

「那麼，」巴登霍斯特一邊說，一邊打開他的黑色皮夾，抽出一疊白紙。「我們來看看學籍驗證。約翰娜，我們從妳的開始，好嗎？」

吉迪恩看著那些表格。

那是內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發行的標準 T 四號表格（Formulier T-4），但即便在這裡，轉變也清晰可見。

雙語標題依然存在——REPUBLIEK VAN SUID-AFRIKA /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因為法律上仍強制要求。然而，阿非利卡語（Afrikaans）的文字卻被縮小印成極細的灰色字體，看起來就像紙面上的幽靈一般，而英文文字則是粗體、黑色且占據主導地位。

至於夾在巴登霍斯特文件夾夾層裡的傳單與宣傳冊——那些描述著「共和國與美利堅之間新學術交流計畫」的紙張——上面則完全找不到半點阿非利卡語（Afrikaans）的蹤影。

表格上沒有任何手寫字跡；一切都是由比勒陀利亞的雷射印表機列印出來的，字體乾淨、完美而現代。舊國家的語言——先民（Voortrekkers）、鄉村牧師（domenees）以及嚴厲校長們的語言——已被束之高閣。它依然存在於法律強制要求的微小字體中，但已被驅逐出他們生活的表面。它不再是未來的語言了。

「自諸位上次申報以來，我們進行了一些行政更新，」巴登霍斯特先生說道，他的金筆在約翰娜的表格上方懸空著。他帶著明亮而專業的溫暖笑容看著她，那種態度與過去那些老派官僚沉重、不屑一顧的冷漠截然不同。「我確信各位會很高興聽到，我們已經簡化了戶籍登記類別。」

他將表格轉向他們，手指指向第一頁的底部。

過去，T 四號表格（Form T-4）的頂端附近通常有一個大而帶陰影的方框，標示著 Bevolkingsgroep（人口群體）。

根據 1950 年《人口登記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的規定，領地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分配了嚴格的種族分類。對於當地的華人而言，這個類別在綠色身分證上是以粗體黑字印著：Asiatic - Formosan (Dependent Territory)（亞洲人 - 福爾摩沙人〔依附領地〕）。這種分類在福爾摩沙的意義其實小於在南非本土，因為這裡基本上沒有法定白人區（直到七〇年代，當造訪共和國時，這確實意味著依法必須使用有色人種與土著設施，但這多半流於理論，因為福爾摩沙人並非南非公民，若無特別部長許可根本無法前往，而絕大多數人也拿不到許可；這同時也意味著根據 1985 年前的《反械瀆法》〔Immorality Act〕，福爾摩沙人與南非人之間的親密關係是遭到禁止的）。無論如何，他們當時都被登記為非白人群體，因為那是法律規定。

但在新表格上，那個方框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行乾淨、電腦化的白色橫線，上面簡短地寫著：

Burgerlike Status / Civic Status: Resident of Formosa（公民身分 / 市民身分：福爾摩沙居民）。

「Asiatic」（亞洲人）這個詞被抹去了。「Dependent Territory」（依附領地）這個詞被束之高閣。

這是一個乾淨、現代且完全空白的分類。彷彿南非政府在歷經四十年測量他們的頭骨、清查他們的祖先後，突然決定福爾摩沙人不再是一個種族分類；他們單純變成了……居民。他們只是一群剛好住在太平洋某座島嶼上的人，而國家對他們的血統已不再感興趣。

「現在這樣簡化多了，不是嗎？」巴登霍斯特說道，語氣中帶著那種明亮如昔的企業式滿意感。「沒有更多的種族登記框了。各位看，我們正朝著一個無種族（non-racial）的民主體制邁進. 每個人都只是居民。這正是國際社會所期望的。」

吉迪恩凝視著紙上那條乾淨的白色橫線。

對聖猶達中學（St. Jude’s）的美國學生，以及所有正以這種充滿道德優越感的興奮心情關注著政權轉移的整個自由世界而言，這會被視為一場偉大的勝利。這是分類制度的終結；這是種族國家的終結。

但在吉迪恩眼裡，這條白色橫線卻給人一種冰冷、空洞的空白感。

「Asiatic - Formosan (Dependent Territory)」這個分類，儘管帶著沉重的殖民包袱，卻是一個確鑿的法律現實。那是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連結。那是他們屬於這塊領地、在體制內擁有立足之地、且比勒陀利亞政府對他們負有法律與行政保護義務的證明。

透過抹去這個分類——透過將他們變成單純的「居民」——國家正在悄無聲息、行雲流水般地剪斷那根細線。他們不再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臣民；他們只是住在這座島上的人。而當要把這座島嶼移交給北京的時刻到來時，將不會有任何需要保護的「福爾摩沙臣民」；只剩下一群「居民」，而他們的居住權只需用筆輕輕一揮，就能轉移給新的統治當局。

「這真的很乾淨俐落，」愛詩（Esther）冷冷地開口，看著她自己的表格。「但如果我們不再是『領地臣民』了，巴登霍斯特先生……若我們希望返回南非，我們的身分是什麼？我們還能申請永久居留證嗎？」

巴登霍斯特先生的笑容沒有絲毫動搖，但他的雙眼卻閃過了一絲極其微小、充滿防備的微光——那是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外交官表情，懂得如何以圓滑、推託的客套來應付棘手問題。

「嗯，當然啦，轉型期目前仍在進行中嘛，」巴登霍斯特語調柔和而客氣地說。「如各位所知，整個憲政架構目前正在 CODESA 進行重新談判。但就目前而言，各位的領地許可證完全有效。不必擔心這個。我們只是在……清理文檔罷了。」

他用金筆輕輕敲擊著皮質文件夾，動作迅速而專業。「那麼，在我為各位蓋章的同時，要不要來點喝的？我們的接待員可以為各位弄點咖啡。我們今天有非常棒的拿鐵。還有樓下麵包店送來的現做糕點喔。」

接待員十分鐘後折返，手托一只大型銀製托盤，那模樣彷彿是從比佛利山莊的高檔飯店借來的。

托盤上擺著四只高腳雙層玻璃杯，盛滿了冒著熱氣的濃郁拿鐵。杯頂的奶泡上還拉出了完美精緻的葉紋——那是裝設在領事館廚房裡的昂貴義式咖啡機的手筆。杯旁則是一籃溫熱酥脆的杏仁可頌，金黃的表皮撒著一層薄薄的白糖粉。

這是一場奢華而美麗的展現好客之舉。

吉迪恩凝視著眼前的玻璃杯。在過去的日子裡，南非當局做夢也想不到會對他們這群苦力（koelies）展現這種熱情款待。過去他們只會被塞進一只裝著溫吞南非國寶茶（Rooibos）的錫杯與一塊乾硬餅乾，然後還得摸著鼻子說聲謝謝老闆（dankie, baas）來表達謝意。

但如今，他們卻在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一間木飾會議室裡，享用著五美元的拿鐵與法式糕點。

吉迪恩啜了一口拿鐵。

咖啡香濃、醇厚而滑順，甜美的奶泡與苦澀的濃縮咖啡完美融合，達到絲絨般的平衡。這咖啡極為美味——遠勝過他在臺北喝過的任何咖啡。然而，當他吞下這口溫熱的液體時，喉嚨深處卻湧起一股奇異而帶有金屬味的諷刺感。

「這群機掰人在耍我們嗎？」扎卡里亞斯的心聲在他腦海中迴盪，儘管扎卡里亞斯並未開口。他正帶著強烈而懷疑的困惑神情死盯著自己的拿鐵，手懸在酥脆的杏仁可頌上方，彷彿預期它會隨時爆炸一樣。

吉迪恩望向巴登霍斯特先生，他正以規律而迅速的「叩、叩、叩」節奏在他們的檔案上蓋章。

這群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一年前，領事館廚房裡除了水壺跟幾罐即溶咖啡（Ricoffy）之外什麼也沒有。但現在，他們有了專業義式咖啡機，還有從比佛利山莊每日配送的糕點。

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嗎？

普勒托利亞（Pretoria）駐洛杉磯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外交官都是專業人士。他們多半是來自富裕家庭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且以一種安靜、不容動搖的確定性深知，他們的世界正在走向終結。一年、兩年或三年後，ANC（非洲民族議會）就會接管普勒托利亞的政權。外交部將被裁撤，預算將被刪減，他們的辦公室將被來自約翰尼斯堡與路沙卡（Lusaka）的新黑色菁英所取代。

所以，幹嘛不把錢花光？

幹嘛不用公家的蘭特（Rande）買下市面上最貴的咖啡機？幹嘛不把每一天都當成派對來過，趁著新的一夥人來搶奪銀兩之前，盡情揮霍納稅人的錢？這就是所謂的「羅馬帝國末日」式消費——一種對即將接權的新政府安靜、諷刺的中指，包裝成現代、專業的殷勤款待。

然而，當吉迪恩看著這位年輕領事官員禮貌而友善的臉龐時，他不禁納悶，背後是否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

這是一種罪惡感作祟嗎？

巴登霍斯特先生知道祕密談判的事。他知道普勒托利亞已經在檯面下與北京接觸，準備逐步收掉「福爾摩沙異常現象」（the "Formosan anomaly"）。

他知道幾年內南非海軍就會撤出海峽；他知道王子旗（Prinsenvlag）將從總督府旗桿上降下；他知道這四個禮貌、教養良好的華人小孩將被遺棄，孤立無援地自生自滅於一座世界其他地方急著拱手讓給共產專制政權的邊緣小島上。

正因為他是一個正派、專業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因為他不是像葛羅布爾先生（Meneer Grobler）那樣的怪物——他對此感到一種安靜、無法言說的罪惡感。

他救不了他們。他給不了他們南非護照；他無法改變普勒托利亞聯合大樓（Union Buildings）空調房間裡做出的決定。他不過是威爾希爾大道上的一名領事官員，是垂死機器中的一顆微小齒輪。

所以，他請他們喝拿鐵。

他請他們吃比佛利山莊的酥脆杏仁可頌；他用流利、毫無口音的英文跟他們交談；他刪除了表格上的種族分類，好讓他們下次造訪時不必再像個苦力（koelies）般自卑。這是一場無聲、昂貴的道歉——一個決定甩掉他們的垂死帝國所給的臨別贈禮，而它希望至少能用最優雅的姿態完成這件事。

濃縮咖啡與可頌，已經是他所能做到的極限了。

「好了，」巴登霍斯特將蓋好章的表格遞還給他們，臉上帶著溫暖而專業的微笑。「全都審核並登記完了。接下來六個月沒問題了。」

吉迪恩接過文件，手指感受到文件夾那冰冷、乾淨的塑膠觸感。「謝謝你，巴登霍斯特先生。」

「好好享用咖啡吧，」巴登霍斯特起身道，微微點頭致意。「我們對我們的新機器可是自豪得很呢。這正是我們向美國人證明我們是個現代國家的證明，對吧？祝各位有個美好的下午，好嗎（hoor）？」

他夾著皮夾走出了會議室，金錶在燈光下閃爍著光芒，留下他們四人與他們的拿鐵、酥脆且撒著糖粉的糕點留在原地。

他們走出了黑曜石般的巨塔，迎向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午後那明亮而乾燥的刺眼陽光。

聖塔安娜風（Santa Ana winds）仍從群山呼嘯而下，但此刻已帶有寒意，吹得棕櫚樹乾枯的葉片沙沙作響，聽來宛如紙張摩擦。厚重的黃色霧霾籠罩著高速公路，在堅硬蔚藍的天空襯托下，遠處的山峰看起來就像灰色的幽靈。

扎卡里亞斯（Zacharias）手裡拎著一只裝著兩枚剩餘可頌的小白紙袋，那是接待員特地幫他們打包的。

「這感覺真詭異，」扎卡里亞斯壓低聲音說，他們正站在西木區（Westwood Boulevard）街角等公車。「這群人太客氣了。這讓我覺得……好像我們已經死了，而他們只是在……試著對喪屬展現禮貌罷了。」

「我們沒死，扎克，」約翰娜說，但她的聲音輕柔，透著同樣焦慮的疲憊。她將蓋好章的表格緊緊抱在胸前，因寒風而凍紅的手指微微發抖。「我們現在只是……『居民』了。文件上就是這麼寫的。」

「福爾摩沙居民（Resident of Formosa），」吉迪恩在腦海中覆誦著這幾個字。

聽起來很乾淨。聽起來很現代。但卻產生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

過去他們去拜訪葛羅布爾先生（Meneer Grobler）的辦公室時，遭受的是粗暴、不屑一顧的傲慢；他們被迫站在櫃檯前；喝的是苦澀劣質的茶。但至少，他們知道自己是誰。他們知道自己是該領地的臣民，他們的生命與國家緊幾相連，而國家負有堅定不移、不容妥協的義務必須守住這座島嶼。

然而現在，在威爾希爾大道那間乾淨的企業會議室裡，他們被請喝拿鐵與糕點；對方用流利、毫無口音的英文與他們交談；他們被剝奪了殖民地的種族分類。

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被徹底遺棄了，成了一群孤兒。

在普勒托利亞（Pretoria）孕育誕生的嶄新現代南非，對他們毫無所求。它不需要他們那充滿古典韻味、筆劃繁複的十七劃漢字；不需要他們忠誠的木材行商；也不需要他們在太平洋上那座飽受戰火與孤立威脅的小島。外交官們正將舊國家束之後閣，順道也將福爾摩沙一併打包收起，用企業轉型的乾淨白紙與美式濃縮咖啡那香甜滑順的絲絨奶泡，將這場無情的拋棄包裝得美輪美奐。

吉迪恩低頭看了看手中的綠色護照，封面上的金色跳羚（springbok）在加州耀眼的烈日下顯得蒼白無力。

「公車來了，」約翰娜指著一輛從車陣中緩緩駛出的藍白相間市公車說道。

他們踏上公車，雙腳沉重地踩在塑膠地板上，口袋裡塞滿了沒有記載任何種族名稱、乾淨而現代的文件。隨著車門伴隨尖銳的氣壓嘶聲緩緩關閉，吉迪恩回頭望向領事館那座黑曜石巨塔——它那深色的玻璃僅僅映照出霧霾與乾枯沙沙作響的棕櫚樹，顯得寂靜、冰冷，對在其陰影下正步向死亡的小小混血世界完全漠不關心。

他們走出了黑曜石般的巨塔，迎向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午後那明亮而乾燥的刺眼陽光。

聖塔安娜風（Santa Ana winds）仍從群山呼嘯而下，但此刻已帶有寒意，吹得棕櫚樹乾枯的葉片沙沙作響，聽來宛如紙張摩擦。厚重的黃色霧霾籠罩著高速公路，在堅硬蔚藍的天空襯托下，遠處的山峰看起來就像灰色的幽靈。

扎卡里亞斯（Zacharias）手裡拎著一只裝著兩枚剩餘可頌的小白紙袋，那是接待員特地幫他們打包的。

「這感覺真詭異，」扎卡里亞斯壓低聲音說，他們正站在西木區（Westwood Boulevard）街角等公車。「這群人太客氣了。這讓我覺得……好像我們已經死了，而他們只是在……試著對喪屬展現禮貌罷了。」

「我們沒死，扎克，」約翰娜說，但她的聲音輕柔，透著同樣焦慮的疲憊。她將蓋好章的表格緊緊抱在胸前，因寒風而凍紅的手指微微發抖。「我們現在只是……『居民』了。文件上就是這麼寫的。」

「福爾摩沙居民（Resident of Formosa），」吉迪恩在腦海中覆誦著這幾個字。

聽起來很乾淨。聽起來很現代。但卻產生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

過去他們去拜訪葛羅布爾先生（Meneer Grobler）的辦公室時，遭受的是粗暴、不屑一顧的傲慢；他們被迫站在櫃檯前；喝的是苦澀劣質的茶。但至少，他們知道自己是誰。他們知道自己是該領地的臣民，他們的生命與國家緊幾相連，而國家負有堅定不移、不容妥協的義務必須守住這座島嶼。

然而現在，在威爾希爾大道那間乾淨的企業會議室裡，他們被請喝拿鐵與糕點；對方用流利、毫無口音的英文與他們交談；他們被剝奪了殖民地的種族分類。

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被徹底遺棄了，成了一群孤兒。

在普勒托利亞（Pretoria）孕育誕生的嶄新現代南非，對他們毫無所求。它不需要他們那充滿古典韻味、筆劃繁複的十七劃漢字；不需要他們忠誠的木材行商；也不需要他們在太平洋上那座飽受戰火與孤立威脅的小島。外交官們正將舊國家束之後閣，順道也將福爾摩沙一併打包收起，用企業轉型的乾淨白紙與美式濃縮咖啡那香甜滑順的絲絨奶泡，將這場無情的拋棄包裝得美輪美奐。

吉迪恩低頭看了看手中的綠色護照，封面上的金色跳羚（springbok）在加州耀眼的烈日下顯得蒼白無力。

「公車來了，」約翰娜指著一輛從車陣中緩緩駛出的藍白相間市公車說道。

他們踏上公車，雙腳沉重地踩在塑膠地板上，口袋裡塞滿了沒有記載任何種族名稱、乾淨而現代的文件。隨著車門伴隨尖銳的氣壓嘶聲緩緩關閉，吉迪恩回頭望向領事館那座黑曜石巨塔——它那深色的玻璃僅僅映照出霧霾與乾枯沙沙作響的棕櫚樹，顯得寂靜、冰冷，對在其陰影下正步向死亡的小小混血世界完全漠不關心。

洛杉磯市中心千禧比爾莫爾飯店（Millennium Biltmore Hotel）的大廳宛如一座鍍金石膏、厚重天鵝絨窗簾與西班牙-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天花板交織而成的巨穴，看起來彷彿是從馬德里的某座宮殿裡一塊塊拆卸進口過來的。這是一個為更宏偉、更安穩的時代所設計的空間——那是個屬於沉重銀器、長襬絲綢長裙，以及帶著巨大行李箱徐徐前行的富裕旅客的優雅年代。

林吉迪恩（Gideon Lin）一邊穿過大理石拱門朝大宴會廳走去，一邊調整著灰色學校領帶的結。

室外，十二月的夜空冰冷而晴朗，山區吹來的乾風刮得格蘭德大道（Grand Avenue）沿線摩天大樓的高聳玻璃窗喀喀作響。然而宴會廳內卻溫暖而濃稠，瀰漫著一種極具特定懷舊氣息的混合氣味——髮膠、昂貴的法國香水、克利普德里夫（Klipdrift）白蘭地，以及從廳室後方銀盤上端出、炸得酥脆油香的薩摩沙（samoosas）與布爾香腸（boerewors）的濃郁脂香。

這場活動是每年一度的聖誕聚會（Kersfees-Samesyn），由南非駐南加州文化協會（Suid-Afrikaanse Kultuurvereniging van Suid-Kalifornië）主辦。

本質上，這是一場屬於南非人的盛會——給了洛杉磯那群規模雖小卻四分五裂的海外流亡社群一個機會，能夠聚在溫暖安全的房間裡，暢飲透過模里西斯貿易漏洞進口的城堡啤酒（Castle Lager），並說著他們自己的語言，不必向美國人解釋他們究竟來自何方。

然而，那四名福爾摩沙學生也受邀參加了。

邀請函是用整潔的白信封寄到學校宿舍的，由領事館接待員親筆寫上收件地址。這是一種真誠而帶有鄉土情懷的包容之舉——協會的老一輩組織者依然將福爾摩沙人視為「來自領地的我們自己人」；但正如愛詩（Esther）在從聖蓋博乘公車南下的途中冷冷點出的那樣，這也是一種湊足人數的實務手段。

隨著西方世界對共和國實施持續的抵制、體育制裁以及普遍的道德隔離，洛杉磯的南非社群成了一個渺小而神經質的群體，任何會唱《國歌》（Die Stem）且能說得一口標準阿非利卡語（Afrikaans）的彬彬有禮華裔青少年，自然都是填補廳室後方空位的上上之選。